1896年，在亚历山大和开罗已有电影放映。1900年起，埃及陆续出现电影院。至1910年前后，埃及放映的影片均为进口片。1912年，法国人德拉加纳在埃及拍摄一批纪录短片。之后，意大利人在埃及拍摄了《贝都因人的荣誉》《杀人的花朵》《走向深渊》等无声短片。1918年，《罗丽泰夫人》是埃及第一部男女演员全部为本国人的短片。1923～1925年，巴尤米和拉玛兄弟尝试拍摄一些故事短片。1927年，埃及电影戏剧公司成立。同年11月16日，由埃及人依斯梯凡·鲁世梯导演、阿齐扎·埃米尔主演的故事片《莱依拉》上映，被认为是埃及电影诞生的标志。

1927～1931年是埃及电影的萌芽时期。5年内共生产了13部无声片。获得好评的有1930年穆罕默德·克里姆根据埃及文学名著改编的有彩色片段的同名影片《泽娜白》，以及1931年托果·米兹拉希自导自演的反吸毒片《可卡因》《5001号彩票》等。1929年，舒克里·拉迪用唱片给无声片《月光下》进行配音。1932年，导演克里姆与尤素福·乌赫白合作，成功完成了《贵族子弟》的拍摄和配音，诞生了埃及第一部有声故事片。20世纪30年代，录音技术日趋完善，埃及电影开始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音乐歌唱片。主要有克里姆导演、著名女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主演的《心的颂歌》（1932）、《白玫瑰》（1933）、《爱之泪》（1935）。1936年，艾哈迈德·巴德尔汗导演的《友谊》深受印度和南美地区观众的欢迎。这个时期，喜剧片和剧情片也有了较大发展，主演《太平无事》（1937）和《欧默尔先生》（1937）的纳吉布·里哈尼，以及主演《巴哈巴师父》（1938）和《巴哈巴哈帕夏》（1938）的法齐·吉泽伊里都是阿拉伯世界著名的喜剧演员。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埃及电影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抬头，反对外来思想的影响，开始出现一些社会批判和反殖民主义的影片。最具代表性的影片有卡玛尔·萨里姆的《决心》（1940）、《穷人们》（1943）以及《星期五晚上》（1945）。穆斯托法·米亚齐的《愿望》（1938）和《善有善报》（1938）、艾哈迈德·凯玛勒·默尔西的《工人》（1943）、艾哈迈德·巴德尔汗的《新的一代》（1944）、汉利·巴勒卡特的《我杀死了父亲》（1945）、卡米尔·泰勒姆萨尼的《黑市》（1945）等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这个时期纯歌舞片与喜剧片逐渐合成一个新片种，代表性的影片主要有阿卜杜·乌哈勃的《欢乐的一天》（1940）、《被禁止的爱情》（1942）、《心中的子弹》（1944）和法里德·阿特拉希的《青春万岁》（1941）、《青春的梦》（1942）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电影年产量平均60部。战后，工业复苏，工人观众激增，制片业迅猛发展。到1952年革命前夕，共生产故事片400部左右，注册的制片公司和制片厂也由战前的24家增加到148家。制片商投观众之好，出品的绝大部分情节剧以大团圆结局，大型歌舞闹剧和小型歌舞时事讽刺片占据主导地位，如1949～1950年，48部影片中歌舞片占35部。少量演员同时参加多部影片的拍摄，导致演员素质降低，影片题材杂乱。　　

1952年7月23日法鲁克王朝被推翻。之后，电影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改革，电影属文化和国民指导部领导。1955年成立电影革命委员会，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它们通过放映影片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改造。1956年通过法令保护民族电影，规定一个月内至少放映一部国产片。1957年成立电影发展组织。1959年电影学院成立。20世纪50年代，埃及拍出了第一部彩色片《我父亲是个新郎》（1954）和第一部宽银幕影片《女向导》（1956）。革命成功促使文化艺术有新的发展，50年代涌现出一批新的导演，他们的创作倾向是现实主义的，一批有时代气息、反映革命和斗争的影片出现在银幕上，如反对殖民统治的《打倒帝国主义》（1952）、《穆斯塔法·卡米尔99》（1956），反映巴勒斯坦战争的《和平的土地》（1957）、《黑姑娘西奈》（1959），反映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囚犯艾布·扎白尔》（1957）、《塞德港，炽烈的爱》（1958），反映当代革命的《真主和我们在一起》（1954）、《回来吧，我的心》（1957），反映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嘉米拉》（1958），反映农民反对剥削的《山谷里的战斗》（1954）、《绿色的土地》（1957），反映和地主、高利贷者斗争的《年轻人》（1957）等。新一代最杰出的导演有S.艾布·赛伊夫、Y.夏欣。艾布·赛伊夫为埃及新现实主义开辟了道路。夏欣以选材独特、艺术手法迥异而蜚声埃及和阿拉伯影坛。他的《中央车站》（1958）及之后的《亚历山大，为什么》（1978）、《再见吧，博纳巴特》（1985）都先后参加戛纳和柏林国际电影节并获奖。其他有代表性导演还有侯赛因·西德基、伊布拉欣·艾兹尔丁、艾哈迈德·巴德尔汗、H.巴拉卡特、陶菲格·沙拉赫等。50年代，埃及电影的现实主义潮流突破了回避现实、单纯追求形式或一味描写内心世界的局限，但它们和同时代的文学一样，不能深刻理解所描绘的事实，只是提出了问题，但挖掘不到症结所在，更找不到解决办法。最后，依然是商业性的情节剧占上风。

1963年１月10日，纳赛尔总统颁布一项有关建立国营电影业的共和国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埃及将“电影、广播、电视总组织”从属于文化部，下属三个制片公司，一个发行放映公司、一个影院管理公司和一个制片管理公司。电影管理方式的改变给电影生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影院数量、出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下降，电影企业亏损严重。1967年，埃及在中东战争中失利，进一步暴露了政治、经济和管理的弊端，给电影界带来震动和新的创作倾向。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新电影学派。这一时期，老一代电影艺术家如艾布·赛伊夫、夏欣、陶菲格·萨拉赫、巴拉卡特等继续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同时也拍摄娱乐片。艾布·赛伊夫导演现实主义影片《新开罗》（1966）和《第二个妻子》（1967）。夏欣的现实主义影片《萨拉丁》（1963）获阿拉伯联盟特别奖。陶菲格·萨拉赫拍摄了《造反者》（1968）、《乡村检察官手记》（1969）和《巴勒塔先生》（1969）。巴拉卡特拍摄了反映苏伊士战争的《敞开的大门》（1963）和《罪孽》（1965）。

60年代中期，受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夏欣拍摄了埃及新浪潮影片《新一天的黎明》（1965），侯塞因·卡玛尔拍摄了《不可能的事》（1965）。1967年阿以战争失败后，中青年电影工作者以《愤怒的青年人》杂志为基础，组成“新电影协会”，会员最多时达400人。1968年，“新电影协会”发表宣言并确定了方向，认为“50年代的新导演们踩出了一条政治电影的新路，但缺点是各自为战。我们这一代必须分析社会形势，明确立场”。1968年，他们认为埃及电影没有真正的民族性。要求“真正能剖析埃及问题根源的新电影必须从埃及文化内部出发”，“放弃照抄外国模式，创造新形式”。他们反对三种错误倾向：无目的美学手法、为艺术而艺术、形式上的平庸和滥用重大题材。同年，协会和国家制片厂合作，生产了被称为“青年电影”的《小路之歌》（1968）、《彼岸的阴影》（1968）。

在青年电影的影响和崛起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政治主题电影，有的揭露和批评纳赛尔激进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如赫萨姆丁·穆斯塔法的《候鸟的秋天》（1967）、艾布·赛伊夫的《68号案件》（1968）、卡玛尔·谢赫的《米拉玛尔》（1969）。也有极少量歌颂纳赛尔的宣传片，如阿蒂夫·萨利姆的《赤裸裸的事实》（1963）和宣扬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也门革命》（1966）。其他政治主题的影片有凯玛尔·谢赫的《失去影子的人》（1968）、《米拉马尔》（1969）等。与此同时，埃及商业片仍然占比较大，1968～1971年，喜剧片占全部影片生产的五分之三。这类影片的导演有胡沙姆丁·穆斯塔法、哈桑·伊玛姆、法梯·瓦哈布、艾哈迈德·齐亚丁和尼亚齐·穆斯塔法。这一时期，米斯尔洗印厂依靠本国力量拍摄和洗印了彩色故事片《尼罗河的新娘》（1963）。1964年，动工兴建电影城，1968年成立电影俱乐部。1969年成立艺术科学院，下设电影、戏剧、音乐、芭蕾等分院。

20世纪70年代，埃及电影伴随国家的政治社会变迁起伏不定。1970年9月萨达特上台执政，施行新的经济政策，国家电影总局被撤销，国营电影改为贷款扶持独立制片公司。1975～1977年，电影产量上升到每年50部左右。但1978年以后，由于开放政策，年进口300多部西方影片，冲击了本国电影的生产。再加上亲以政策导致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电影的抑制，以及著名导演因政见不合而迁居他国，埃及电影产量明显下降，到1981年全年产量只有20部左右。

肇始于60年代末的新电影学派创作在70年代有新的发展。代表作品有马姆杜赫·舒克里的《黎明时的来访者》（1972拍成，1975解禁），阿什拉夫·法赫米的《黑夜牢笼》（1973）、《无岸的浪》（1976）、《调查仍在继续》（1979），赛义德·玛祖格的《妻子和狗》（1970）、《恐惧》（1972），阿里·巴德尔汉的《往日的爱情》（1972），穆罕默德·拉迪的《生命一瞬间》（1979）、《无辜的人》（1974），塞米尔·塞伊夫的《野蛮女性》（1979），阿里·阿布杜·哈利格的《仅有爱情是不够的》（1981）。新电影学派的影片多选择现实生活题材，敢于突破传统模式，借鉴外国电影新的手法和技巧，对阿尔及利亚70年代的“吉迪特电影”也产生重要影响。

这个时期出现批判60年代权力中心实行恐怖政治及社会腐败的政治电影，被称为“五·一五政治电影”。马姆杜赫·舒克里控诉“权力中心”的影片《黎明来访者》1975年上映，掀起了70年代政治电影的高潮。前后共有20多部影片上映。代表作有夏欣和阿尔及利亚合拍的揭露国防工业和治安部门贪污腐化的《麻雀》（1974），卡玛尔·谢赫揭露权力中心昏庸腐败的《逃亡者》（1975）和揭露60年代末埃及法律不公的《对谁开枪》（1975），侯赛因·卡玛尔通过社会问题抨击政治的《雨中情》（1975），阿里·巴德尔汉控诉权力中心迫害青年的《卡尔纳克咖啡馆》（1976），青年导演穆罕默德·拉迪描写秘密警察迫害进步师生的《在太阳后面》（1978）。这些影片题材多样，采用纪实风格，节奏明快，获得很大成功。还有政治电影以“十月战争”“六月战争”为背景，歌颂埃及士兵的英勇。代表作有赫沙姆丁·穆斯塔法的《子弹仍在口袋里》（1974）、阿什拉夫·法赫米的《直到生命最后一息》（1975）、穆罕默德·拉迪的《生命一瞬间》（1977）。

此外，有大量电影反映社会生活、道德危机和性解放等问题。代表作有青年导演卡玛尔·侯赛因的批评社会问题的《尼罗河上的絮语》（1971）、批评政府压制民主自由的《米姆帝国》（1972），艾布·赛伊夫描写性的《公共澡堂》（1973）和描写下层贫民的《送水夫之死》（1977），巴拉卡特的描写节制生育的《兔子和嘴》（1977，获迦太基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希勒朱·拉法赖揭露公务员贪污的《城里的女人》（1977），阿里·巴德尔汉反映开挖苏伊士运河期间英国人勾引埃及女工的《夏菲格和穆塔瓦利》（1978），安瓦尔·谢纳维超现实主义的《最后的坦白》（1978），阿蒂夫·萨利姆的教育片《征服黑暗的人》（1978，获迦太基国际电影节３项奖），阿什拉夫·法赫米的反映开放政策消极面的《调查仍在继续》（1979）。这些影片的特点是突出纪实性和追求自然美。哈桑·伊玛姆反映青年思想解放的歌舞片《不要担心珠珠》（1972），上映达1年之久。

20世纪80～90年代，由于电视业的冲击、阿拉伯国家抵制埃及影片导致的进出口失衡、制片成本上升以及人才流失和导演人才青黄不接，埃及电影业陷入时高时低的局面。影片年产量低的时候徘徊在20部上下，优秀影片更是少之又少。1981年，萨达特总统在国庆阅兵典礼上被刺后，引发暴力题材影片的拍摄，仅在1983年就上映了20多部以枪杀劫财盗窃分子为结局的影片。代表作有萨米尔·塞伊夫的《怪物》（1981）、拉阿法特·朱希的《律师》（1984）。其他社会问题片有揭露海关走私案的穆罕默德·拉迪的《母亲在流亡》（1981）和阿里·巴德尔汉的《顶峰上的人们》（1981）。《魔鬼的警告》和《流血的花园》是阿什拉夫·法赫米1980～1982年的两部代表作，描写开罗两大拳社的斗争使老百姓遭殃和出卖国家利益的社会问题，法赫米被评为埃及80年代最有希望的导演。穆罕默德·汉的电影侧重反映下层劳动者的心态，但使用了超现实的表现手法，代表作有《夏姆士的反击》（1980）、反映理发师生活的《应邀赴晚餐》（1981）和反映出租车司机爱情生活的《路上飞鸟》（1981）。其他重要影片还有迈德哈特·西巴伊的《卫士的不白之冤》（1981）、艾哈迈德·福阿德的《温暖的冬夜》（1981）和《一个中学生的处死》（1982）。《致命的嫉妒》（1983）和《公共汽车司机》（1983）被认为是阿蒂夫·塔伊布在这个时期的新现实主义代表作。老导演巴拉卡特有较多的现实主义作品，代表作为反映60年代政治问题的《部长的门口》（1982）、《逮捕法特梅之夜》（1984）等。

1985～1986年，新片上映从1984年的40部增加到68部，但1986年以后又持续徘徊在20部左右。20世纪90年代的埃及电影依然没有走出矛盾的阴影，1994年仅生产了20部影片。但影片质量有所提高，影院在翻新。尤斯利·纳斯尔拉的《夏日飞行》（1990）、阿斯玛·艾尔-巴克利的《乞丐和自大狂》（1992）受到国际影坛的关注和好评。

21世纪以来，《无眠之夜》（2003）、《雅各布大楼》（2006）等影片，努力将艺术水准和商业追求结合起来。电影《自由时代》（2006）反映了埃及青年堕落问题，成本不高，但获得了成功，标志着埃及电影涉足敏感话题的开端。2011年，埃及发生骚乱，电影拍摄工作中断。骚乱结束后，出现以抗议活动为题材的影片。2011年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放映了埃及电影《18天》，该片讲述了18天抗议的过程。之后，《阿里，山羊与阿伯拉希姆》（2016）、《碰撞》（2016）、《谢赫杰克逊》（2017）、《审判日》（2018）等片均产生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