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社会生活各方面陷于崩溃，在民主运动高涨形势下，产生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出现是20世纪40～50年代世界艺术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新现实主义追求纪录片式的真实准确性，展示备受战祸的意大利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人民对社会不公正和对资产阶级冷酷的抗议，反映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1945年，导演R.罗西里尼拍摄了影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部歌颂人民群众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团结精神的影片成了新现实主义的宣言书。它使新现实主义电影在国际上确立了地位。翌年，他又拍摄了同一主题思想的影片《游击队》，展示了战争年代意大利人民生活的广阔情景。他在摄制这部影片时，拒绝应用摄影棚、服装、化妆和专业演员。这部影片创造的一种新颖的风格很快被其他国家效仿。导演C.利萨尼^[注]、A.勃拉塞蒂也拍摄了反映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斗争的影片。其后，新现实主义创作者转向描写战后生活中一些紧迫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剖析，如V.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1948）、G.德·桑蒂斯的《艰辛的米》（1949）等。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剧照

新现实主义的导演们尽管创作手法和风格各异，但他们的影片有一些共同之处：对现实生活做历史的、具体的处理，对当时生活条件进行尖锐的批评，对普通人民的苦难表示真诚的同情。新现实主义的电影语言精练、严谨；既拒绝法西斯统治时期那种粉饰、浮夸的程式，也摈弃好莱坞的那些陈腐的模式。影片通常采用自然实景，人物角色经常由非职业演员扮演。影片以某一真实事件为基本内容，往往取材于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报道，绝不采用虚构臆造的故事。新现实主义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分别提出了“还我普通人”和“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两个响亮的口号。

20世纪50年代前后，意大利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反法西斯各政党出现分裂之后，进步的意大利电影工作者的团结统一也开始解体，有些人通过作品强调自己忠实于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并力求继续发展这个传统，如C.利萨尼拍摄了《苦难情侣》（1954），德·西卡拍摄了《屋顶》（1956），P.捷尔米拍摄了《司机》（1956）。有一些人则开始放弃新现实主义，如罗西里尼拍摄的《斯特隆波里，上帝的土地》（1949）、《上帝的流浪歌手弗兰西斯科》（1950，又译名《圣弗兰西斯科》）等影片开始明确地表现出崇尚宗教信仰的主题；A.杰尼那按照梵蒂冈的旨意拍摄的影片《沼泽地的上空》，只是形式上利用了许多新现实主义手法而已；F.费里尼的阐述哲学、道德问题的影片《道路》（1954），对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了反思，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苦难情侣》剧照

这个时期，R.卡斯戴拉尼^[注]导演的喜剧片《两文钱的希望》（1952）、L.康曼西尼^[注]导演的闹剧片《面包、爱情与幻想》（1953）被一些官方机构和右翼分子宣布为“乐观片”，并大加吹捧，而另一些作品，如有重要意义的影片《温别尔托·D》则被认定为“悲观片”。由于政府对“乐观片”给予资助，因此产生了一个变种样式的电影，人们把它讥讽为“玫瑰色新现实主义”。这种样式的影片徒具新现实主义的某些表面特征，缺少社会批判的内容。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现实主义对法国、西班牙、日本、印度、拉丁美洲等很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但在意大利，它却陷入危机之中。但是，无论是教权主义的反动势力，还是好莱坞的垄断组织都没能扼杀意大利电影艺术的发展。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促使很多电影重新回到反法西斯的民主团结的立场上来。1959年，罗西里尼拍摄了《戴拉·罗维莱将军》，M.莫尼塞利拍摄了《大战》。1960年，罗西里尼又摄制了充满反法西斯精神的影片《罗马的夜晚》。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是一次从内容到形式的美学革命，它突破了传统电影，特别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梦幻的传统和陈规，标志着现代电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