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税制理论认为应通过税收使收入上的所有差别无效。由于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在征税时无信息优势，在博弈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依靠自然秩序作用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人们期望利用制度安排使税收状态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研究逐渐兴起。在20世纪40年代末，加裔美国经济学家W.S.维克里（William Spencer Vickrey，1914-06-21～1996-10-11）率先建立最初的解决、协调所得税效益与社会公平平衡的模型。维克里改写了19世纪的税制理论，阐释了累进税会影响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因此，社会或政府需要一种使个人的生产率不会由于税收而受到变相惩罚的税收制度，从而激励个人积极地创造社会财富，并在满足个人福利收益最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

1971年，英国经济学家J.A.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1936-07-05～2018-08-29）对激励条件下最优所得税问题做出了奠基性研究。其在考虑了劳动能力分布状态，政府最大化收益，劳动者最大化效用，以及无不定性、无外部性等一系列严格假定的情况下，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其中两点就是对高工资率和最低工资率都应以零（边际）税率。最优税制的发展经历了由效率原则到兼顾公平原则的转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下，人们更注重效率，把公平放在理想中，二者处于不可兼得地位。最优税制理论通过引入社会福利函数，从理论上探讨效率和公平的协调问题。最优税制理论从最初的理想状态回到了与现实结合的状态。

税收的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的配置，保持一种中性，以免造成对纳税人的行为的扭曲。也即税收只有收入效应，而不产生替代效应。在收入效应中，只有资源从私人的手中转移到政府的手中，而替代效应则会因为个人行为的扭曲而产生效率的损失。税收的公平性是在收入的分配中体现，横向公平为同等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应同等纳税，纵向公平为不同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应不同纳税。最优税制的研究和形成的理论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一种模型化的理论，其适用性仍有待验证。市场作为一种复杂的综合体，部分指标可以量化，但诸如预期、偏好、心理、习惯等因素无法或难以量化。此外，最优税制理论忽略了政治、制度和管理能力因素，这也是最优税制理论未能成为实际的税制选择的主要原因。

21世纪以来，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为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由经济外部因素即外生变量造成的，而是由经济系统内生的因素决定。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经济增长由作为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决定，所以从政策意义上，中长期经济政策不能影响经济增长，即表示不存在能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税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