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弗吉尼亚州斯坦顿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卒于华盛顿。父亲是长老教会牧师,宗教对童年的威尔逊影响极深,尤其是加尔文教义中的使命观念造就了他的理想主义、雄心和自制。16岁进入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森学院。青年时代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879年毕业后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进修法律,1882年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操律师业,翌年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886年在多所大学执教,先后任历史学和政治学副教授、教授。1902年撰写出版了《美国人民史》(5卷本),该书被认为是其学术上的最高成就。同年,威尔逊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在任期间积极推行课程改革和学术部门的调整。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和措施在美国的教育界普遍推广,因而获得“教育界的民主斗士”的称号。
1909年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选新泽西州州长,此前民主党人在州长选举中已经五次败北,学者出身的威尔逊凭借着消灭腐败和寡头政治的竞选理念和口号于1910年顺利当选,完成了从学者到政治家的转型。在两年州长任内,对该州教育体制和市政进行了一些革新,促使通过了初选法、鼓励公共事业法、制止选举舞弊法和雇主责任法等,并对党阀干预州政做了一定抵制,从而赢得了声誉。
1912年,威尔逊以民主党的身份参加总统大选,提出把“新自由”奉献给美国人民的竞选口号,赢得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由于时任共和党总统W.H.塔夫脱和前任总统T.罗斯福的党内竞争分散了共和党的选票,再加上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最终威尔逊赢得了这次总统选举。威尔逊的胜利使他成为自G.克利夫兰1897年离任以来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学者总统”。
威尔逊总统及其内阁成员
威尔逊执政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改革上,优先关注保护自然资源、改革银行业、降低关税和平等获取原材料。内战结束后,美国的关税一直居高不下。高关税率推动了高消费,违反了税收的正义原则,并使政府成为私人利益手中的工具。因此,降低关税以保障公平消费是威尔逊的首要任务。以此为契机,众议院在1913年5月下旬通过了《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又称《1913税收法》),该法案使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降低了10%,由此大幅度降低了原材料的价格。美国曾与1791~1811年和1816~1836年两度建立国家银行,但因地方银行分立,币制紊乱,国家银行因缺乏强有力的权力而未能维持下来,直到1907年美国发生了很多银行和信托企业破产的金融大恐慌,这种状况迫使威尔逊必须寻求建立某种中央银行体系,以提供更具弹性的货币政策,并在未来可以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发生。威尔逊宣布,未来的银行系统必须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必须归属政府本身,银行是业务的工具而不是主人。在国务卿W.J.布莱恩的努力下,威尔逊与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N.阿德里奇一起提出了中央银行计划,力图逐渐将私人控制的货币向国有过渡。这一计划遭到强有力的反对,由此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如C.格拉斯和R.L.欧文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格拉斯-欧文提案》,准许私人银行控制12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但该系统的控制权掌握在由总统任命的中央委员会(即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手中。经过威尔逊的极力说服,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批准了这一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的美联储。新系统于1915年开始运作,在随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2年9月9日威尔逊在纽约联合广场竞选总统
面对托拉斯逐渐主导国家经济的现实,威尔逊一方面提出对大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允许和鼓励它们在“合理原则”下实现联合。另一方面又主张对企业兼并狂潮进行制约。他在1914年签署了限制垄断、禁止串谋贸易和非法兼并的新的法案即《莱顿反托拉斯法》,由此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以调查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在规范农业和解决劳资纠纷方面,他通过制定合理的劳动政策来调节劳资双方的冲突,1914年派遣士兵解决了科罗拉多煤田战争、1916年的铁路大罢工。此外还签署了《史密斯-利弗法》,该法规定大力推广农业技术,为农民提供政府补贴和低息贷款,并为农村地区的道路建设提供联邦补贴,目的是促进农民提升农业耕作技术,改良农业生产效率。
威尔逊是进步主义者,以福音传道者自居,试图将进步运动推进到新的层次,并注入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道德观念。他提出的施政纲领是“新自由”,强调恢复和加强个人的竞争机会。其政治理念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推行“新自由”的同时,又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他崇尚道德和正义的力量,但又迷恋权力和权威。第一任期实施改革关税和银行体系的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政策,第二任期一步步地向T.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靠拢。
威尔逊外交思想也有着悖论。他坚信一个民主自由、捍卫民族自决的美国是世界的榜样。同时又认为美国应当以不断的扩张去积极主动地行使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实际上,威尔逊的外交理念是一种理想主义粉饰下的帝国主义。这集中体现在对拉丁美洲问题上。他认为拉美人不具有自治的素质,需要由美国用“基督精神”来教化拉美人,为他们挑选“合法政府”和“好人政府”。威尔逊改变金元外交政策,不断对拉丁美洲施行直接的军事干预,如通过《布莱恩-查莫罗条约》将尼加拉瓜变成保护国,出兵干涉多米尼加、海地、巴拿马和洪都拉斯等国的民主选举,以及军事推翻墨西哥P.迪亚兹政权。
威尔逊的远东政策被标榜为“传教士”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上台不久便以“触犯中国的行政独立”为由宣布退出国际银行团对中国的贷款。但是,他的远东外交基础实质上还是经济扩张的现实主义追求。1913年抢先承认了袁世凯政府,将他扶植的所谓“好人政府”变成了“强人政府”。此外,威尔逊对日本扩大在华权益的野心持暧昧态度,他在1917年授意国务卿兰辛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协定,承认了日本在中国具有“特殊利益”,完全违背了美国对华“门户开放”原则。1918年提议重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新银行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宣布保持中立,以维护美国获利极大的中立贸易。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威尔逊为了获得操纵世界局势的扩张利益,最终放弃了他向美国人民做出的保持中立的承诺,于1917年4月6日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此时,威尔逊表现出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世界主义倾向。为了谋划和主导战后的世界秩序,于1918年1月8日向国会宣读了被他称为“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在战后建立一个“门户开放”的国际新格局。
1917年4月6日威尔逊批准对德宣战书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威尔逊携带“和平纲领”率团到巴黎,亲自主持起草了《国际联盟盟约》,坚持要将盟约与和约构成一个整体。但因遭到英、法、意等国的极力抵制,被迫做出让步和妥协。他接受了英法提出的由战胜国对德国的殖民地实行“委任统治”的方案,阉割了“民族自决”的精神;承认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不再反对英法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的要求;违背了对中国的承诺,同意把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的要求写入对德和约,彻底背叛了自己标榜的理想主义立场。最后和会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并且将其列入各项和约之中,但这个盟约同威尔逊根据“十四点”精神起草的文本相比较,已经是大大缩水、面目皆非了。
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右一)
当威尔逊带着和约回到美国后,在参议院遇到抵制,和约和盟约遭到否决。威尔逊本人为此心力交瘁,身体每况愈下,1919年10月,罹患严重的中风,导致身体左侧瘫痪、右眼几近失明,疾病也以多种方式影响了威尔逊的性格,使他频繁出现情绪失调、易怒和判断力缺陷等严重的症状,最终不得不放弃争取总统连任的1921年大选,离开白宫。去世后葬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