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记载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史实资料和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思想，是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其中蕴含的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价值，是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共20篇，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最初在孔子弟子及后学中流传，成为儒家私学在六经之外的重要辅助教材，继之传播于邹鲁地区，随之在更广大的地区流传，并形成多个不同的本子。西汉后期，安昌侯张禹融合当时流传的《鲁论语》和《齐论语》，形成一个新本子，称为《张侯论》。张禹据为太子（后成为汉成帝）讲授此本，《论语》的地位开始显赫起来。《汉书·艺文志》将《论语》列于“六艺略”，表明汉代已承认它作为经的地位，此后未再变化。《孟子》是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所著，成书于战国中期。全书7篇14卷，广涉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其地位始于汉文帝“欲广游学之路”而设为传记博士，后罢设。《汉书·艺文志》列于“诸子略”，为子书，至唐依旧。唐代韩愈提出“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从道统角度确立了孟子的地位。宋儒开始《孟子》的“超子入经”过程。至朱熹，以之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并撰写《四书章句集注》。又于南宋绍熙（1190～1194）年间进入经部，成为“十三经”之一。《大学》原为《礼记》第42篇，相传为战国时期曾子所作，是中国古代讨论大学教育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南宋之前从未单独刊印。《中庸》原为《礼记》第31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是中国古代讨论道德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南宋之前曾有单独刊印。北宋从张载到程颢、程颐都十分推崇《大学》《中庸》，二程视《大学》为“孔氏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视《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学习“六经”的指路标。南宋朱熹首次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撰写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四书”之说由此而来。朱熹之后，“四书”一跃而超过“五经”，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政治文化的权威价值理念之所在。按朱熹的认识，读“四书”，要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根本；再读《孟子》，以激其发越；最后读《中庸》，以尽其精微。

《四书集注》出版以后，因朝政之争，曾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被禁，被视为“伪学”。朱熹去世后，其人其书其学得以解禁，并将朱熹对“四书”的训说立于学官。南宋末年，朱注“四书”被越来越多的学校用作课本，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元至元（1264～1294）年间规定，凡读书必先读《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五经”。延祐（1314～1320）初年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科举考试的第一场须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依照朱熹章句集注出题。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首重“四书”，以朱熹注解为唯一标准，答题形式则为八股文。《四书集注》遂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官办和私办的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四书”借助科举考试和教育的社会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自朱熹以来，宋元明清时期，历代儒生对“四书”的研究和阐释形成了“四书学”。以《四书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体系包罗了归本一理的理本论、理欲对立的人性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仁政爱民的政治论、学以明伦的教育论，深化了理学心性学说，完善了理论思辨体系，构成了影响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