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源于国子学。是变动的概念，在不同时代其内涵差异较大。曾经表现为学校（如两晋）、教育管理机构辖学校（如隋唐）、教育管理机构兼学校（如明清）等几种存在形态。西晋咸宁二年（276），针对晋初太学生数量众多、成分混杂，为了“殊其士庶，异其贵贱”，故于太学之外另外设学，本《周礼·地官·司徒》：“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名为国子学。咸宁四年，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以教国子生。后又明确官员五品以上子弟可入学。北齐改为国子寺。隋开皇十三年（593），因事务繁多，国子寺脱离太常所辖而独立设置，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各置博士、助教、学生，复名国子学。隋大业三年（607）始改为国子监。唐承隋制，然而其作用加大，为中央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又增设律学、广文馆。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录事等品官管理监务。开元（713～741）年间，全监学生数达2000多人。宋沿设，增设武学等，而算学划归太史局，分设西京国子监与东京国子监。元代分设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和回回国子监，分辖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分别学习汉文化、蒙古文化和亦思替非（波斯）文化。明清时期，国子监兼具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双重性质。明代国子监规模宏大，分南、北两监，即京师国子监与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规制尤盛，“延袤十里，灯火相辉。规制之备，人文之盛，自有成均，未之尝闻也”。明代国子监如同一所国子学或太学，只是分设为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不设有其他学校。清朝国子监沿袭明制，“设六堂为讲肄之所”，“六堂讲师，极一时之选”，“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后逐步衰败，成了科举附庸，形同虚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学部，国子监遂废，其原有的学校功能也不复存在。

随着时代的不同，国子监的性质不同，学生的情况也不同。历代对学生入学的资格、来源和名额都有不同规定。唐代国子监下辖六学，国子学接受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等300人；太学接受文武官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等500人；四门学接受文武官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500人，或庶人子有文化知识经考试选拔为俊士者800人；律学50人、书学30人、算学30人，接受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宋代基本沿袭唐代制度。明清时期，国子监即如同一所太学或国子学，在监读书的学生称监生、太学生或国子生。明代规定，“凡国学生员，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员子孙弟侄，年一十二岁以上者充补，以一百名为额。民间俊秀年一十五岁以上，能通四书大义，愿入国学者中书省闻奏入学，以五十名额”。学生来源有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清代监生身份品级与明代相似，但身份构成更为复杂，“生徒有贡有监。贡生凡六，曰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凡四，曰恩监、荫监、优监、例监。通谓之国子监生”。不同名目的贡、监，表示他们进入国子监成为学生的途径和方式有所差异。如从“例监”“例贡”来看，明清两代可以用钱买得国子监生的资格身份。

在科举制度的背景下，成为国子监学生被视为仕途的“正途”，既可以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又可以以监生的资格获得官职。监生入学常有一定的仪式。有些朝代规定生徒入监时要行束脩之礼。如唐代规定监生入学时要举行敬献束脩之礼的隆重仪式，由生徒自动敬赠绢3匹，其中三分送博士，二分与助教。监生可以在监内寄宿，发给膏火，供给膳食，享有免役权利。明朝监生的生活待遇较为优厚。除了政府“广为号舍以居之，厚其衣食而养之”外，明太祖还亲自钦定监生统一服装──“襕衫”，逢节令赐以“节钱”；有家眷的特许带家眷入学，每月支粮6斗。有时皇帝还特赐布帛给学生父母或妻子。例如，明洪武十二年赐诸生父母帛各四匹；洪武三十年赐监生家属每人两尺夏布。

总管监务的首领称国子祭酒或判监事。教官名称和编制数量历代不同。唐代设“国子监博士五人”，“助教五人，掌佐博士分经教授。直讲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以经术讲授”。宋初设直讲8人，专任教授。元丰以后，改变章程，设祭酒1人，总管监务，下设司业、参丞、主簿各1人；太学博士10人，学正、学录各5人，及职事学录5人、学谕20人、直学4人等，各有职掌。明朝国子监设祭酒1人，从四品；司业1人，正六品；监丞1人，正八品；博士5人，助教15人，典簿1人，俱从八品；学正10人，正九品；学录7人，典籍1人，俱从九品。国子祭酒、司业、博士往往由“当代学行卓异之名儒”充当。如唐代的韩愈、孔颖达，宋代的程颢、程颐、胡瑗，明朝的宋讷、李时勉、陈敬业，清代的孔尚任等，皆是在国子监执教任职的一代名儒。历代统治者对他们都给予优厚的待遇。如洪武四年中书省户部定文武官禄为：国子祭酒270石，司业180石，博士80石，典簿70石，助教65石，学正60石，学录50石。另外还有其他赏赐。

为了培养国家朝廷的“文武之材”，俾“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历代统治者规定“五经”或“四书”为国子监的主要教材。唐代生徒修“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诗》《周礼》《仪礼》）和“小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兼习时务策、《论语》和《孝经》。宋代习“四书”“五经”。明太祖圣谕定“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下令删除《孟子》一书中有关民贵君轻等思想的论述85条，规定所删条文“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另钦定170多条的《孟子节文》刻板颁行国子监及天下学校。清朝监生每日功课仍是“四书”“五经”、性理学说、习字等。乾隆二年（1737），曾命“仿宋儒胡瑗经义斋、治事斋法，严课诸生”。

历代统治者对国子监的管理都很严格，颁行各种管理制度，包括考试升降制度和放假制度。唐朝对博士、助教的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国子生的考试制度和放假办法一如太学生。明朝依文化程度高低，把国子监分为正义、崇志、广业、修道、诚心、率性六斋，以率性程度最高。每季试3次，1年内积满8分为合格；1年半后分别升斋；肄业期满即分派到各衙门实习，即为监生历事制度。据《明会典》所载，令国子监分拨在京各衙门，历练事务3个月，考核引奏；勤谨的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依次取用；平常的再令历练；才力不及的，送还国子监继续读书；奸懒的发充下吏。监生坐堂期间，管理极严。明朝政府订颁了56条监规，严禁各种越轨言行，违者“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清政府于顺治初颁布了监规18条，严禁监生“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违者听提调官治罪”。这是封建专制政治在教育上的反映。

国子监在加强学校管理、培养文武官吏、造就各种高级人才、繁荣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纳育各国留学生、促进中外友好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