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由美国华裔政治学者邹谠（1918～1999）于1994年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一书中首次提出。他认为，因中国政治的独特性，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政治问题时，不能过于简单地照搬和套用以往的“极权主义”分析框架。相比而言，“全能主义”比“极权主义”一词更适合解释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特征。一方面，“极权主义”一词是对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共产主义苏联的政治制度的抽象概括，关于它的表达和运用有着意识形态上的政治需要，适用范围相对较窄。另一方面，为应对近代中国产生的严重社会危机，中国广泛使用的是全新的“全能主义”政治手段去发动社会革命，并最终取得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

邹谠将全能主义定位于在东亚儒家历史文化环境背景下特有的国家-社会关系，并以中国最为典型，即“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在实际上（有别于原则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

与以往政治发展概念预设国家-社会关系与一国之政权结构性质（独裁或民主）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不同，“全能主义”的最大学术贡献在于认为“国家-社会关系”和“政治体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并不等同于政权结构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社会关系比政权结构更重要，在学术上也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概念。

“全能主义”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看成是一个抽象的连续体。连续体的一个极点是国家对社会无限大的控制；另一个极点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等于零。全能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都介于这两个极点之间。①一个国家其占据社会的空间的扩大与缩小、控制力度的增强与减弱，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从自由主义国家转变成了全能主义国家，或者从全能主义国家转变成了自由主义国家。②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期之内，国家对社会领域与个人生活的各方面的控制的大小强弱，和政权对社会与个人的压力的大小强弱，不是同时高涨与下降，与走向民主政治或倒退回政治的压制也没有必然的关系。③“全能主义”国家干预社会领域的能力是高度可变的。人的选择、政治行动者的策略可以影响这个过程的速度和进退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一个概念性的变量，国家的渗透力度是可变的。上述这一提法对后来的国家能力研究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