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倾向主要反映在以下两方面：①其描写的起点也通常是考察某个功能范畴在跨语言中的不同编码形式，即以功能为描写坐标。②强调用人类一般的认知机制，而不是用假设的先天语言机制去解释语言现象。

格林伯格在1963年研究中，对所概括出的共性提供了一些尝试性的解释，这些解释全都是功能主义的，如“和谐”、“泛化”、语义的“亲近等级”等，又如条件从句通常前置于主句（格林伯格共性14），而目的从句除非在严格的SOV（外论元-内论元-谓语）语言中，通常后置于主句，则是由于“语序是平行于实际经验或知识顺序的”。语法标志如旁置词，前、后缀以后置为优势，是因为“我们总知道某人何时开始讲话；但可悲的经验表明，没有一定的标志，我们无法知道他何时将结束”。

类型学家一般也都把自己的研究归入功能学派的范畴，如B.科姆里明确声明自己在1989年的著作倾向于功能学派的方法。

形式学派语言学家通常也把语言类型学看作是功能学派的。如F.J.纽梅尔，美国在其一系列有关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的区别和互动的论著中，分别以生成语法和类型学作为双方的代表。

不过，类型学从某种角度说，也的确是各功能学派中形式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流派。表现之一是，从一开始就广泛运用建立在蕴含关系上的逻辑真值四分表。表现之二是有着一套描写语料的标注形式规范。以下以作为语言类型学主要特点的蕴含共性为例，说明它的功能主义本质。

四分表的主要解释方式主要是功能主义的，以下面这条引用最广泛的蕴含共性为例：

①格林伯格共性25：如果一种语言的代词宾语后置于动词，那么其名词宾语也后置于动词。

这一蕴含关系可以用“四缺一”的“四分表”来表达（Pro、V、N分别表示代词、动词、名词）：

②a.[代词宾语前置，名词宾语前置] [Pro V, N V]

b.[代词宾语后置，名词宾语后置] [V Pro, V N]

c. *[代词宾语后置，名词宾语前置] *[V Pro, N V]

d.[代词宾语前置，名词宾语后置] [Pro V, V N]

只有违背蕴含关系的c不成立。

为了理解的方便，我们把这条蕴含关系转成等价的逆反命题“如果一种语言的名词性宾语前置于动词，那么其代词宾语也前置于动词”。

这是因为代词比起名词，其所指更可能是旧信息，而根据普遍的信息编码基本原理，旧信息比起新信息有更大的前置倾向。这条共性实际上就是说：连前置可能较小的名词宾语都前置了，那么前置可能较大的代词宾语当然也应该前置于动词。即：可能性较小的现象的存在蕴含着可能性较大的现象也同样存在。

功能上的处理难度还可以用来解释格林伯格共性45，即“若代词的复数有任何性的区别，则单数也会有某种性的区别”。因为比起认知单数个体的性别，认知多数个体构成的集合的性别更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处理难的形式通常比处理容易的形式较少出现。因此，这条共性也同样能用可能性程度去解释。

再如格林伯格共性32，即“只要动词跟名词性主语或宾语有性的一致关系，总也有数的一致关系”。这条共性跟交际的需要程度有关。从交际角度看，数量概念比性概念更重要。即使没有数这一形态范畴的语言，也总有其他手段去表达数概念，如汉语中虽没有“数”的形态范畴，但是实际上名词经常通过数量词，以及“些”“个”来表达数的概念。比起数范畴来，性范畴在更多场合是跟交际无关的冗余信息，所以汉语中表人物、生物的名词前冠以“男”“女”“雌”“雄”去区分性的场合比区分数的场合少得多。这条可能也跟难度有关：要识别一个对象的是否单数比起识别性别容易。

由于类型学在功能学派中的凸显地位，以及其特有的描写和解释规范，使之有自成一派而门户独立的倾向。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形式、功能两大学派之外的第三派，如中国学者刘丹青。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也确实反映了当代语言类型学不同于其他功能学派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