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教育在这次革命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特征是把教育与政治和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利用了西方早期基督教教义中的某些平等思想和宗教信仰以及仪式。

太平天国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制度，对于传统的文化教育，特别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采取了坚决打击的做法。太平天国教育的反儒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但为了适应各个时期革命的需要，所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在起义前的革命酝酿时期，洪秀全和他的族弟洪仁玕在村塾教书时，就把代表封建教育正宗的孔子的牌位毁掉，表示与封建文化教育决绝，不过他们也常利用儒家经典中某些对太平天国革命有用的部分，如《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等，来宣扬革命的道理。起义后，为了配合军事进攻，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反儒政策，如视孔子为“邪神”，行军所到之处，往往焚烧学宫，毁坏孔子像，还将孔庙用作马厩和屠宰场。还宣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妖书邪说”，尽数予以焚毁，不准买卖藏读。建都南京后，对儒家的态度又略有改变，主要是采取了改造的政策。如成立删书衙，对儒家经典进行删改后印行，准予民间百姓阅读。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运动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打击和摧残是十分严重的，也动摇了2000多年里儒家学说和经典在教育上的地位。

太平天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拜上帝教”的宗教教育。它把政治、宗教和教育统一起来，宗教教育同时也就是政治教育。他们把洪秀全当作宗教的最高领袖——上帝的儿子。基督教的《圣经》——《圣经·旧约全书》和《圣经·新约全书》，经过太平天国重新翻译并对其中不合于太平天国革命利益的部分进行了大胆修改，成为太平天国的《旧遗诏圣书》（“旧约”）和《新遗诏圣书》（“新约”）。咸丰三年（1853）前“天父、天兄下凡诏旨”和“天王诏旨”多件则编为《真命诏旨书》（“真约”），旨在确立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神圣地位。这3本书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官书，也是太平天国教育的主要教材。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这是每个儿童必读的教科书。此外，《主祷文》《赞美经》《天条书》《幼学诗》《三字经》和《御制千字诏》等政治、宗教读物也是太平天国教育的重要教材。到了后期，经过删改的“四书”“五经”也成为重要的教材。除政治、宗教的读物外，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也注意到科学技术传授的重要性，要求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洪秀全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也提倡学习科学技术，表现了对西学的开放态度，比同时代的清政府显得更先进。太平天国还为它的军队编印了一些军事技术教育的教材，如《武略》《真圣主诏明大小兵法水旱战法》和《兵法四则》等。

太平天国推行普遍的、平等的教育制度，主要由地方基层组织的“两司马”负责，对其所管辖地区的群众进行教育。这种制度，使“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受教育，同时也把成人教育和妇女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男行、女行，听讲道理。”太平天国的教育，多半采取临时性的方式；因军事影响和其他原因，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无力建立起来。咸丰十年，太平天国领导人曾接受容闳的建议，计划建立学习西方的新式学堂，但未能实现。太平天国建国后因急需人才，不得不沿用旧时考官制度的形式——科举制度，借以吸收一部分知识分子为建设国家之用。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虽然在形式上与清朝的科举制度有相同之处，但在实质上两者有重要的区别：①考试内容上，废除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出题的传统，而是根据太平天国出版的官书《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出题，并突出策论。②在制度和方法上，更多地符合普通人民群众的需求，例如考试的手续简便，考期短，场次少。③在考试对象上，应试录取和授官职的机会比较均等，不分男女贵贱都一视同仁，废除了封建的门第、出身等限制，规定“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无论何色人，上至丞相，下至听卒，均准与考”。特别是咸丰三年还曾开设女科，选择女性人才，突破了1000多年来科举考试对妇女的限制。考试还照顾到考生的饮食、起居、旅费等，以减少考生的困难和费用，给劳动人民群众及其子女以应考的方便。此外，还实行招贤制和保举制，罗致人才。

为了使文化教育接近于人民，太平天国对文字进行了改革，并且反对浮文巧语，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朴实明晓的文风。还特别重视士兵和群众（包括儿童和妇女）的教育。太平军士兵的教育，主要可分为精神训练和术科训练两种：精神训练以政治、宗教的思想教育为主，术科训练则以军事操练为主。太平军士兵的军纪教育也非常严格，例如规定：“军兵男妇，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凡我们兄弟俱要修好炼正，不准吹洋烟、吃黄烟、饮酒、掳掠、奸淫，犯者斩首不留”等。太平军严格的军事教育，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支纪律严明、勇猛善战的军队。太平天国对人民群众的教育，是为了使他们懂得革命的道理，提高革命的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的武装队伍，或对太平军提供物质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支持。“讲道理”是一种宣传革命道理的社会教育活动，是太平天国群众教育普遍常用的实施方式。就连清朝政府官吏在记载中也承认，太平军“所踞之地，动辄鸣锣传集贼众百姓，于何日、何时、齐集何处，听讲道理。……凡刑人必讲道理，掳人必讲道理，仓卒行军，临时授命必讲道理”。以理服人，使人心悦而诚服，这是太平天国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太平天国还常利用歌谣、标语、口号和宗教仪式等对群众实施宣传教育活动。太平天国对一切因兵燹而遭受灾害的儿童和妇女，“均给予衣食及教育”，开办临时性的义学、女馆和育才馆等。为了使更多的儿童能受到更有效的教育，各级干部常收养儿童作为“义子”，用“带徒弟”的方式对儿童传授各种必要的知识技能，包括政治、宗教的思想教育和武艺训练等。根据洪秀全确定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原则，太平天国对妇女教育同等注意。妇女与男子一样有接受教育、参加科举和工作的机会。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为勇敢善战的战士和“热心与受人欢迎”的教师。太平天国还推行生产教育，建国后两次修订历法，废除旧历中的封建迷信内容，传播农业知识等。

太平天国批判尊孔崇儒，批判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为部分人所享有的传统教育，尝试建立普及教育的组织形式，倡导教育和科举对女子开放，洪仁玕等人还提出学习西学、建立资本主义学校制度的主张，具有近代教育的特征。但太平天国的教育政策具有两面性，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破坏十分严重，尤其是在江南一带战场地区，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太平天国政权的领导人利用宗教来实施对士兵、对民众的教育，无疑也带有明显的愚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