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于唐，发展于五代，繁荣于宋代，延续起伏于元明清，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书院起源于民间和官府，是在书籍大量产生和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以书为媒介而展开藏书、读书、教书、著书、刻书、校书等活动的场所。始于唐代。一种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称为书院，如建于唐开元六年（718）的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另一种是唐代有些学者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如：皇寮书院，在江西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松州书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梧桐书院，在江西奉新县，唐罗静、罗简讲学之处。有研究者依据各种地方志检得唐代书院40多所，这些书院最初主要是士人读书场所，唐中后期越来越多发展成聚徒讲学之地。书院所在区域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贵州、四川，而以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为多，都在5所以上。可见唐代书院兴起之初，全国南北都有分布，而发展中心又在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地区。研究者还从《全唐诗》中也检得以“书院”为题的唐诗10多首，可以与地方志的记载互相参证。书院产生在唐代，有以下原因：①中国有着悠久的民间讲学、办学传统，而书院弥补了官方办学的不足，是适应新的时代、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私人办学形式。②科举制度的产生，吸引了大批士人走读书求官禄的道路，而科举制度的制度设计，又可以让无缘官学的青年得以借助社会的途径读书应试，而书院的产生则满足了这一社会需要。③唐代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新型学校产生的物质条件。如手工业发展，围绕着书籍的行业愈益发达，而人们对书籍的需求又推动着雕版印刷术的产生，使书籍逐步普及，有利于书院开展教学活动。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以讲学为主的书院遂盛。南宋范成大《石鼓山记》中，以徂徕书院、金山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并提，始称四大书院。后来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王应麟《玉海》中的四大书院之说与吕祖谦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则以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石鼓书院并称四大书院。宋初最著名的书院，比较公认的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睢阳（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之所，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之所；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北宋时期书院曾一度衰落，这是由于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一方面推重科举。读书士子就学门路增多，而且非经科举，难得入仕之途，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对书院失去了兴趣，以至“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然而北宋的官学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日渐腐败，因此，南宋时期兴办书院之风再起。南宋书院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活动基地。如张栻于岳麓书院、朱熹于白鹿洞书院、吕祖谦于丽正书院、陆九渊于象山书院等，于是又有南宋四大书院之说。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军时，在庐山发现白鹿洞书院故址，申请兴复，于次年告成。朱熹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名曰《白鹿洞书院揭示》，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对中国古代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元朝的书院因官府提倡，各地兴复和新建者甚多，据称“几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严，山长多为官府任命，授官给禄，生徒给廪米，教学一以程朱理学为准，缺乏论辩争鸣的气氛。书院虽多，却无书院讲学的特点，几乎与官学无大区别，这是书院官学化的开端。延至明初，官府大力发展官学，书院不兴。甚至出现官学侵占书院院址或直接将书院改为官学的情形。直到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之际，书院讲学论辩之风才又兴盛起来。王守仁、湛若水和他们的弟子对明朝书院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王守仁讲学，“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湛若水是学者陈献章（白沙）的学生，他所到之处必建书院“以祀白沙”，讲学授徒40多年，从游者遍天下。王守仁从34岁开始讲学，历时20多年。先后修复龙冈、濂溪、稽山、敷文等书院，并在文明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讲学。这时的书院把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不同学派各标其宗旨，各讲其主张，往往超出书院讲坛的范围，发展成为规模相当大的地区性的学术活动，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院“讲会”制度。

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特点最为突出的书院。据《无锡金匮县志》载：“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在城东南隅，宋杨文靖（时）讲学于此，后即其地为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及弟允成始构成之。宪成殁，高攀龙、叶茂才相继主其事，榜其门曰东林书院”，“当宪成、攀龙讲学时，……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可知东林书院名声之大。东林书院的重要特点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为此，名声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统治者的禁毁。如《明史·顾宪成传》所说“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旋即，明末曾遭遇四毁书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赞以“官学不修，别起书院，耗财扰民”为借口，“申毁天下书院”。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整顿教育，遂以书院多无实学，且“科敛民财”为理由，封闭全国书院。第四次就是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四毁书院的根本原因都是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群聚党徒”“摇撼朝廷”的教训，为防书院广聚门徒，极力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允许在政府严密控制下创建书院。清政府要求各省省城建书院，并提供办学经费。府、州、县随之效仿，甚至一些边远地区也办起书院。清代书院中也有一些坚持讲学和研究传统的，如清初大儒李颙主持关中书院，坚持讲求理学；阮元在杭州所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在广州的学海堂，坚持研习经史文字音训之学，师生共同读书、著书、出书，成为学术研究基地。清初颜元主持河北漳南书院，将书院设计为六斋，即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和理学斋、帖括斋，突破了传统的知识观，表达了他对未来知识体系及其构成的设想，体现了强烈的经世致用取向。清代书院数量甚大，但除少数仍保留着书院讲学的传统外，多数同官学无大差别，越来越多的书院成为考课式书院，丧失了书院的个性。

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间以私人创办、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加强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学化，这是书院发展的总趋势。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书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精干。一般只设山长（或称洞主、主洞）总理其事，规模较大的书院增设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助山长工作。书院的主持人多数是书院的主讲，脱离讲学的管理人员很少。

二、书院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学术研究机构。书院的主持人或讲学者多为当时的著名学者，甚至是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书院往往就是某一学派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重视学术的交流和论辩。特别是南宋以后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不仅师生共同参加学术争辩，而且常与地方上的学术活动紧密结合，使书院成为一个地区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

四、书院讲学实行“门户开放”。一个学者可以在几个书院讲学，听讲者也不限于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师而远道前来者，书院热情接待，并提供各种方便。

五、书院比较重视生徒自学，提倡独立研讨，课程也较灵活，允许各人有所侧重，发挥专长。一般都以自修、读书为主，辅以教师指导，质疑问难。成绩考核多重平时表现，不仅视其学业，尤重人品与气节的修养。

六、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感情相当深厚。书院的主讲多为名师，学识渊博，品德过人，并且献身教席，热心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学生是慕名师而来，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教师。因此，中国教育史上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体现得十分突出。

七、书院的经费多以自筹为主，有较大的自主权，常常组织师生共同管理或监督各项开支。经费重点用于教学和学术活动，其他杂项费用所占比重甚低。

中国书院从明代开始走出国门，传播到异域他国。首先是传入朝鲜。朝鲜《李朝世宗实录》二十一年（明正统四年，1439）九月甲申记载：成均馆讨论各官学校学令问题时，提到了朱熹所拟《白鹿洞书院学规》。随之出现了教学和祭祀先贤并重的第一所真正意义的书院——白云洞书院。之后，书院在朝鲜大盛。朱熹对朝鲜的书院影响很大，朝鲜书院奉祀朱熹的书院有25所之多。朝鲜书院深受中国书院的影响，表现为：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中心，以儒家传统经典作为教材。有关中国书院的知识，日本是在江户时代，随着朱子学、阳明学的传入而在学者中流传。日本虽未像朝鲜那样全面推行书院制度，但也逐步建立起几十所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朱熹及其《白鹿洞书院揭示》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日本传统书院乃至其他学校的办理和教育教学实践。

清朝末年，随着中国愈益陷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深重灾难之中，西方教育思想不断传入，建立近代教育制度的呼声的不断加强，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组织机构的书院，越来越显现出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合的一面。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维新变法中，光绪帝颁《改书院兴学校谕》，下令筹办高、中、小各级学校，各地旧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校。要求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校，郡城书院改为中等学校，州县书院改为小学校。后因政变，慈禧太后命书院照旧办理，停废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实行“新政”，再颁此谕，各省相继实行。而书院改学堂的大量举措，是在光绪三十一年诏令废停科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