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美国纽约长岛。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1977年获得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大学、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任教。2000年，他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其理论研究领域是国际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他创建的新新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而所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解释了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作用机制。克鲁格曼在经济理论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域有：垄断竞争贸易理论（1979a, 1980）、战略贸易理论（1983）、新经济地理学理论（1991b）、金融危机理论（1979b），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1988）等。

1991年，年轻的克鲁格曼获得被视为诺贝尔经济学奖风向标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200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由于克鲁格曼在“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上所做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克鲁格曼获奖的最主要贡献还是新贸易理论（垄断竞争贸易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是垄断竞争贸易理论的自然延伸。然而在其所有理论贡献中，垄断竞争贸易理论的影响最大。该理论有赖于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所阐述的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通过简单的经济模型很好地改进了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问题，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克鲁格曼将该模型发扬光大的，并促进了国际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的飞速发展。

与多数经济学家不同，克鲁格曼的活动领域不仅限于大学，不仅自身做了大量的经济投资，而且曾有段时间与华盛顿关系密切。1982年，克鲁格曼赴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他的理论思想总是富于原创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在这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且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其主笔的。

辞去在华盛顿的工作以后的1987年，克鲁格曼恢复了学术创造力，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涉及的领域包括了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趋势等。这些研究成果获得的好评不仅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而且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克鲁格曼接受访谈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使他获得了1991年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此后一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课题，即经济地理学，并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代表作有：《期望减少的年代》《亚洲奇迹之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流行国际主义》《国际经济学》《大破解》《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等。在1996年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克鲁格曼大胆地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而使其声名大噪。

由于对“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区位的研究”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克鲁格曼被授予了200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将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产技术的差异。赫克歇尔和俄林则把要素禀赋看成国际贸易的基础，其本质仍是比较优势，只不过这里的比较优势来自要素禀赋差异而非生产技术差异。但是，这些理论与实际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反差，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部分国际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横向贸易，而不是发生在具有较大要素禀赋差异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更令人沮丧的是，国际贸易存在着大量的同行业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是同行业内同类型产品之间的交换，比如计算机、汽车等。对此，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 & Krugman，1985）在《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中指出传统贸易理论遇到的困境，既不能解释现有的国际贸易量，也不能解释现有的国际贸易构成，还不能解释公司内贸易的作用和现有规模。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大量的国际贸易理论家试图通过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引进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差异化产品，彻底地走出以上困境。在这些努力中，影响最大的是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和基于寡头市场结构的战略贸易理论。克鲁格曼在这两类理论的发展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以垄断竞争贸易理论的影响更大。该理论的核心就是把规模收益递增的思想纳入国际贸易研究。事实上，俄林等人很早就意识到规模报酬递增可能是国家间发生贸易的一个原因，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工具和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直到70年代末，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通过构建一个较简易的经济模型很好地将规模收益递增与垄断竞争结合起来，才为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做好了工具上的准备。而克鲁格曼正是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完成了新贸易理论的最后一块拼图，成功地把规模收益递增的思想模型化，完美地解释了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产业内贸易的现象。

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a）一文中，克鲁格曼在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指出，在垄断市场竞争结构下，每家最大化自身利润的厂商都遵从边际成本加成定价法，且加成比例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有关。如果存在着正的经济利润，那么潜在厂商就会进入，所以长期均衡时一定不存在正的经济利润。对于两个大小相同的国家从封闭经济走向自由贸易而言，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相同，依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是找不到两国进行贸易的理由的。但是在垄断竞争模型中，国际贸易的发生具有合理性：一是因为厂商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有利于其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帮助降低平均成本；二是面对来自国外厂商生产的产品的进入，增加了本国消费品的多样性，而竞争厂商数量的增加能够降低产品的均衡价格。所以克鲁格曼认为两个各个方面都相同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时，在贸易方面的效应就像一个国家的人口增大了一倍一样。为了更好地简化加入运输成本后的模型，克鲁格曼（1980）又发表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模式》，使用具体的不变替代弹性函数，从而使得该模型日后成为当代国际贸易主流文献的标准工具。更可喜的是，简化后的模型具有了更强的扩展性，比如能够开始允许两国的规模并不对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本地市场效应”，即两个国家进行贸易时，规模更大的国家将生产更多数量的产品，而且会成为该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国。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提高了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克服了传统贸易理论所遇到的困境，使得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国际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现象和产业内的国际分工。新贸易理论也表明许多新兴产业和贸易模式的形成似乎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工业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生产一个行业的所有产品，从而产业内的国际贸易就是必然的。不过，这个理论不能够解释具体的哪个国家生产行业内的哪一种产品。但是，国际分工一旦形成，优势产业就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地，克鲁格曼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遗憾，比如没有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不过，目前理论界对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长期以来，“空间”或“空间经济学”都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主要是因为空间不可能定理的缘故，使得空间变量无法进入阿罗-德布鲁的一般竞争均衡模型中。如果能够进入，那么竞争性均衡也必然与规模经济不相容——竞争均衡以为厂商的产量必须设定在边际收益恰好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而非是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越多越好”。然而放眼整个现实经济，区位均衡并非是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或家庭作坊，而是存在着经济活动集聚或城市经济，而且是存在着区际贸易和区际分工的均衡。集聚经济的存在必然意味着规模经济的存在，那么这种均衡就不可能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竞争均衡。因而，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框架对于空间经济研究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为空间经济学纳入主流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又是克鲁格曼将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的思路和方法延伸到了区位分析中，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利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研究框架，并结合了萨缪尔森（1952）的“冰山交易”成本概念，克鲁格曼（1991b）在《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中建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心—边缘”模型，实现了立足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为经济活动的区位或空间分析奠定了微观理论基础。在这个模型中，任何厂商都具有选择较大市场作为生产区位的动因：市场规模越大，才可以充分地利用生产的规模经济；越接近市场，还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任何消费者也有迁入较大市场的动因：市场规模越大，消费品的种类越多，生活价格指数就会越低，而实际工资率就越高；越接近较大市场，还可以较少地支付运输成本。这也就是“本地市场效应”，与国际贸易中的“本国市场效应”是一致的。因为以上两种效应的存在，当市场规模大小不同的两个区域之间出现厂商和消费者（也是劳动者）转移时，将进一步地放大市场规模之间的微小差异，一旦形成一种正向的反馈，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形成循环累积的过程，最终导致“核心—边缘”空间模式的出现。

当然地，经济活动在集聚或分散的过程中并不仅仅存在着导致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链，也存在着反向的分散力。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同时存在最终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举例来说，集聚力和分散力都会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而降低，只不过分散力下降得相对更快些。因而，当区际贸易成本的下降突破了某个临界值以后，集聚力就会开始大于分散力。这就导致对称分布的空间均衡遭到破坏，向着核心—边缘的空间均衡转化。由此可见，克鲁格曼建立的“核心—边缘”模型为我们展示了极其丰富的区位选择和空间经济内涵。不仅如此，在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所赖以建立的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多样性偏好等基础上，结合不同的生产要素及其迁移方式，该模型还能够扩展为更加丰富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而这已为后来的发展所证实。

2001年中国学者杨小凯和张永生认为，新贸易理论实际上解决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消费的多样性偏好之间不相容的矛盾。通常地，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希望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不仅仅是针对某种产品的“多多益善”；而生产者对规模经济的运用会导致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少，以便在生产规模扩大的时候不断地降低生产成本。市场竞争才能够调节两方面的要求，从而达至某种垄断竞争的均衡。人口的增加或者贸易的进行会扩大市场竞争能够调节的空间——有更大的空间使得生产者扩大生产规模以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也使得消费者能够购买更加多样的产品，结果便是生产率的提高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形成了一种“双赢”局面。

而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不仅是丰富了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填补了经济地理学的空白，而且将“空间”和“空间经济学”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扩大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激励和吸引了一大批地理学者和经济学者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更值得欣慰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很好的扩展性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分析和福利分析提供了极好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