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湖北武昌，卒于江苏南京。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1918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留校任附中主任。五四运动后，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等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曾任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四川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1930年5月，在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任上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1年4月29日，在江苏南京英勇就义。

　　恽代英为引导青年走革命的道路，抵制资产阶级教育思潮对青年一代的侵蚀，抨击了形形色色“教育救国”论者的谬误。他揭露国家主义派“总想拿国家观念来压倒阶级观念”“反对阶级争斗”，却从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相互勾结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压迫。国家主义派“开口闭口总说教育救国”，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经济不独立，而“要求经济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他指出，只是提倡教育“于救国全无益处”，即便学习技术科学，亦不能救国，因为技术科学“自身不能转移时局”，不能改变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性质。

　　恽代英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指出，教会学校“既不向教育部注册备案，亦从不受中国教育团体的干涉”，是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犯。在所谓“国际亲善”的名义下，教会学校向学生灌输“宗主国”思想，以培植其在中国的势力。帝国主义办教会学校花的钱，只不过是“购买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代价”。但他又告诫教会学校的青年，应当注意划清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同他们政府之间的区别，对人民要亲善。他呼吁教会学校青年们联合起来，“扑灭教会教育的毒焰”，掀起“民族精神的怒潮”。

　　恽代英还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学校，充塞着“洋八股”的内容，又采取压制学生个性的方法。他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指出它最大的弊病是“教师太劳，学生太逸”，使学生不能有一点创造力。他反对对学生施行体罚，因为体罚不但“不能使人改过，只能使人隐匿过失”，而且有伤于学生的生长天机。他主张正确的教育方法应该是“放任而随时加以诱掖指导”，而旧学校的考试方法是在强迫学生死记硬背课文。让学生“关起书本来，默记书中的语句”，并不能测定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准。正确的考试目的，在于检查教师的教法和使学生通过复习学过的材料，鼓励他们做出新的论断。

“教育问题正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会得到解决的。”这便是恽代英教育思想的核心。他的主要著作编为《恽代英文集》《恽代英日记》《来鸿去燕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