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收作品以汉魏至隋唐的乐府诗为主，全书共100卷，北宋郭茂倩所编。郭茂倩，字德粲（《宋诗纪事补遗》），北宋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裦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本浑州须城人。此本题目曰太原，盖署郡望也”。陆心源《仪顾堂续跋》亦提到郭茂倩云：“茂倩字德粲，东平人，通音律，善篆隶，元丰七年河南法曹参军”（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可知他主要生活在北宋后期。

“乐府”之名始于秦代，至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为专职掌管音乐的政府机构。乐府的具体任务是制乐谱曲，收集歌词和训练乐工，以便在朝廷宴饮或祭祀时演唱。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称乐府诗、乐府歌辞。汉末至隋唐，许多诗歌的乐谱虽然失传，但是乐府诗的形式却相沿下来，并被大量诗人效仿创作，于是乐府便逐渐由官府名称演变成了诗体名称。唐人作乐府诗，有的沿用乐府旧题以写时事，有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甚至自制新题以反映现实生活。

《乐府诗集》将所收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12卷）、燕射歌辞（3卷）、鼓吹曲辞（5卷）、横吹曲辞（5卷）、相和歌辞（18卷）、清商曲辞（8卷）、舞曲歌辞（5卷）、琴曲歌辞（4卷）、杂曲歌辞（18卷）、近代曲辞（4卷）、杂谣歌辞（7卷）、新乐府辞（11卷）共12大类，每类分为若干小类。如鼓吹曲辞又分汉铙歌、魏鼓吹曲、吴鼓吹曲、晋鼓吹曲、晋凯歌、宋鼓吹铙歌、齐随王鼓吹曲、齐鼓吹曲、梁鼓吹曲、隋凯乐歌、唐凯乐歌、唐凯歌、唐鼓吹铙歌等13小类；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2小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大曲9小类；清商曲辞又分为吴声歌曲、西曲歌2小类。这12大类概括而不疏简，详明而不烦琐，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乐府诗的全貌，为后世编录乐府诗者提供了范例。但是，近世学者对郭茂倩的分类亦有提出异议者，如梁启超提出应分“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及“杂曲”七类（《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乐府诗集》书影

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使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的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的艺术价值不高。但总体来说，《乐府诗集》所收的诗歌，多数是优秀的地方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

从编排体例上来看，每个题目下以古辞居前，拟作居后，使得同一曲调下诸多风格的作品都收录完备，不相沿袭。收录的古辞大多前列本辞，后列他人改编，由此可以考知谁为本源，谁为模拟，后人增字减字也一目了然。其中的声辞合写、不可训诂的地方，都在题下一一注明。另外，每一诗题下都有解题，这些解题追溯诗题源流、叙述诗题流变、征引各类文献、阐明诗歌主旨，对后世的文人乐府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更为研究乐府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具有很高的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其：“诚乐府中第一善本。”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为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中国民间谣谚，大抵散见于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后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纂的。

值得注意的是，《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书中在说明时还征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得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完全信从。

《乐府诗集》收录了许多优秀的民歌及文人乐府诗，内容丰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在这些诗歌中，有对统治阶级残酷统治的抗议，有对社会各种弊端的揭露，有对妇女悲惨命运的泣诉，还有对男女自由爱情的向往等等，体现了乐府民歌强烈的社会认知价值和高度的思想性。其中的《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堪称乐府诗中的“双璧”，艺术价值极高。《木兰诗》是一曲传奇式的女性英雄主义赞歌，叙述的是少女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她巾帼不让须眉，建立了赫赫战功，最后又鄙弃荣华，谢绝高官，毅然回到亲人身边，重叙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她乔装十年，驰骋沙场的传奇经历和洋溢全诗的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木兰诗》的民歌风格非常浓厚，它以民歌中的铺陈为基础，按时间顺序描写。质朴俚俗的语调，读起来朗朗上口；生动活泼的描写，更使人百读不厌。民歌常用的“起兴”“顶真”“复叠”“比喻”“夸张”“问答”等修辞手法，都运用得妥帖恰当。《木兰诗》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可谓家喻户晓。《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首诗描写的是封建家长制度造成的婚姻爱情悲剧，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受焦母的强横要求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全诗长达353句，1785字，在乐府中独一无二，在古代诗歌史上也极为罕见，堪称“长诗之至”（王世贞《艺苑卮言》）。不仅在篇幅上独步当时，而且在情节上引人入胜。一般的叙事乐府诗大多仅仅截取生活的某个侧面，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本诗的故事相当完整。在情节的安排上，则有简有繁，详略得当。本诗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写人物对话，而且个个符合人物身份，极具个性化的口吻，成功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兄、刘母、媒人等六七个人物形象及不同性格。这首诗在艺术上无疑是乐府诗的一座高峰。

《乐府诗集》以搜罗宏富、分类详赡、编排合理、解体考据精博而为后世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

《乐府诗集》也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①归类欠妥。《乐府诗集》在作品归类方面偶尔亦有失当之处。例如杂歌谣辞中的《陇上歌》，据《晋书·载记》云：“（陈安）及其死，陇上为之歌，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此歌虽为民谣而实已采入乐府，当入“杂曲歌辞”为妥。又如杂曲歌辞中的《伤歌行》，郭氏在题解中亦称“《伤歌行》，侧调曲也”。据《唐书·乐志》“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则为相和无疑，而《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漏置“侧调”，当将此《伤歌行》移置其间。

②入选稍滥。比如杂歌谣辞一类，因乐府滥觞于歌谣，置此一类，以见渊源，原无不可，但郭氏除歌谣外，更大量入选谣谶、谚语，就显得失之“繁芜”，有乖体例了。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乐府》指出“薛道衡《昔昔盐》凡二十句，唐赵嘏每句赋诗一首，此殆如春官程试，摘句命题，本无关乐府，乃列之薛诗后，未免不伦”，亦是稍滥之一例。

③混淆作者。《乐府诗集》中混淆作者的情况亦有可见。如横吹曲辞中梁简文帝的《折杨柳》误作“柳恽”，相和歌辞中的隋何妥的《门有车马客行》误作“何晏”。再如相和歌辞中鲍照的《煌煌京洛行》二首，第二首《鲍参军集》不载，据《艺文类聚》卷四二当为梁简文帝诗。《诗纪》卷六七亦作梁简文帝诗，题为《京洛篇》，并注云：“《乐府》作《煌煌京洛行》，列鲍照后，逸作者之名，或以为鲍诗，非也。”不过，这也可能是刻工误刻或漏刻所致。

④考证失误。郭氏囿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考证失误之处也在所难免。如《乐府诗集》新乐府辞说：“乐府之名，起于汉、魏，自孝惠帝时，夏侯宽为乐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乐府。”这段叙述大致是因循班固《汉书·礼乐志》，但自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镌有“乐府”两字的秦代编钟出土后，可确知“乐府命官”始于秦代。其实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亦有记载：“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乐府。”郭氏未加细考，以致此误。

《乐府诗集》版本以北宋末南宋初浙江刻本为最早。元代有至正元年（1341）集庆路儒学刊本，此本一直递修刷印到明代。明代有明末毛晋汲古阁刊本，汲古阁本据元本雕造，毛晋身后其子毛扆又据宋本挖改，故汲古阁本早印本传世少而后印本则文字佳。清代仅有坊间翻刻汲古阁本，清末崇文书局以毛扆本为底本刊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