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度量衡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尚书·舜典》：“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度是关于长短的量——长度；量是关于多少的量——容量；衡是关于轻重的量——重量（质量）。度量衡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步建立、健全的一种有统一单位、统一标准的测量。各个历史时期，由官方制定颁发的度量衡制度、标准器具等，往往代表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科学技术水平。

夏、商、周是中国最早的几个朝代。根据古籍记载度量衡是在此期间产生、建立起来的。在父系氏族社会末期，传说夏禹带领广大氏族民众治理水患，划定九州，建立了国家。随着划分疆域、分配土地、征收赋税、建筑大型宫殿（宗庙）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度量衡就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史籍记载，禹“身为度，称以出”（《史记·夏本纪》）；又说禹“审铨衡，平斗斛”（《越绝书》）等。反映了随着私有制产生，手工业有了一定规模，对度量衡开始有了需要。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统治，在分封诸侯国时，常常要“辨方正位”，“设官分职”，命他们在各自统辖的地域内征收赋税，并“以权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周礼·地官司徒》）。说明当时度量衡器具不仅仅是一种测量工具，更象征着统治权力。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在自己管辖区内建立起度量衡制度，系统的单位制开始形成；同时，各诸侯国之间军事上的对立，造成度量衡的混乱，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从文献和出土文物上反映出单位名称、器物形制、单位量值、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有差异。

战国后期，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日益兴盛，超越诸侯国界的贸易不断扩大，客观上要求有统一的度量衡。迫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各诸侯国的度量衡又逐步趋向一致。度量衡从混乱到趋向统一，是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见先秦时期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行了包括统一度量衡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如颁发统一度量衡的命令，建立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制造并向各地颁发大量度量衡器具，以及实行严格的检定制度等。秦代度量衡器除陕西、甘肃秦国旧址有大量出土外，在齐国、越国、韩国、燕国等故地也有出土，有力地证明了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几年内，已将统一度量衡的政令推行到全国各地（见秦统一度量衡）。

汉代度量衡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继承、推广秦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在秦制的基础上制定出完备的度量衡单位体系，在度量衡技术上有许多创新。特别是将度量衡三者标准的确立、单位制的制定、标准器的规范都完备地著于《汉书·律历志》。汉以后虽因王朝兴衰，改朝换代时也常常要重新颁定度量衡制度，但均要以追寻秦汉古制为准则。无论是量值增大或减小，器具的兴废或更换，单位制的改进或复古，其基本体制始终是秦汉时所建立的度量衡，依《汉书·律历志》而流传、沿袭（见汉代度量衡）。

汉末战乱频仍，度量衡标准器毁于一旦。西晋建立，结束了三国混战，并立即下令修订度量衡制度，单位量值随俗而定，较秦汉时略有增长，却仍是前代的延续。西晋以后，政权极不稳定。至东晋南迁，分裂为南北朝。南朝历宋、齐、梁、陈四朝，均以华夏正统自诩，度量衡也以秦汉制度为主线，继承西晋旧制而没有大的变化。与南朝有明显区别的是地处北方，由拓跋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北魏，制度不明，度量衡也不再具有法律效应而失去控制。官吏征收赋税，搜刮民财，多贪幅广匹长，又用大斗重秤。单位量值迅猛增长；尺度从北魏前每尺25.5厘米增至30厘米，权量皆二三倍于秦汉古制，是中国2000多年间度量衡单位量值增长率最大的时期。当时民间流传着“南人适北，视升为斗”的说法，正是这期间度量衡混乱状况的写照。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统一度量衡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和经济的发展，统一度量衡时，既要沿袭古制，又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权衡各种利弊，听取各方人士的建议和研究后，以南朝宋、齐、梁、陈始终遵循的魏晋制为小制，仅用于调钟律和天文测量以及一切与封建礼教有关之事项；而以北周沿袭的北魏大制为法定的官民日常所用度量衡制。据《隋书·赵煚传》记载：“冀州谷薄，市井多奸诈。煚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而嘉焉。颁告天下，以为常法。”隋文帝统一度量衡很快就落实到各地区，以及市井和寻常百姓家。

隋统一度量衡时，尺度定为约29.5厘米，斗、秤皆3倍于古制；又另设小制，出现了大小两制并存的局面。唐代在订立典章制度时，把度量衡大小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载入《唐六典》。大尺是小尺的一尺二寸，三小升为一大升，三小斤为一大斤。小制专作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制度之用。此后，唐僧一行（张遂）测量子午线，宋司天监测日影所用的圭表尺，元郭守敬造观星台所标的量天尺，都采用隋唐小制。经考证，元明时期圭表仪上所刻尺度，皆合24.5厘米，与南朝钱乐之浑天仪尺度一致。量天尺在中国古代测日影、定历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长达1200多年历史长河中，单位量值保持不变，保证了天文测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唐代为保持度量衡的统一，制定了各种管理条例。《唐会要》记载内容有：①主管机构。度量衡在中央由太府寺掌管，地方上由州县政府掌管。②颁发标准器。唐开元九年（721）下达命令，凡在京官署及地方各州，均制发各种铜质度量衡器，为校对之标准。③检定。各官署及私家的度量衡器，每年八月送太府寺平校，地方上送州县平校，校定后加盖合格印方可使用。

北宋初创，“太祖受禅，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宋史·律历志》）。宋太宗继位，又于淳化三年（992）下诏重申统一度量衡。“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宋史·律历志》），命有司监内藏库负责办理。内藏库崇仪使刘承珪，对历代度量衡作了系统考证后，创制了两种小型精密的杆秤，作为国家级的标准器。由于称量比一般杆秤精确，深受商贾青睐。宋人称等子，清代称戥子或戥秤，成为此后称量金银、药物等贵重物品的专用工具，沿用了千余年。

元代流传下来的度量衡器中，尺和量器一件未见，而收藏在各地文物管理单位和博物馆的秤锤则甚多，当与各地商业贸易往来和市井的繁荣有直接关系。元代各种典章制度多沿用唐宋旧制。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即颁斗斛权衡。其后谋士刘秉忠为避免仓库加耗甚重，提出“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元史·刘秉忠列传》），世祖欣然采纳。为了保证度量衡统一，又制定了惩罚条例。各种禁规条例屡有发布，表明元代对整顿官民所用度量衡器给予充分的重视。

明代前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冲击着旧的生产关系；手工业生产则突破封建生产关系，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从事商业的人数成倍增长，一些大商号不断涌现，各地还设立了会馆；度量衡器受到商人们的青睐，成为商业交易的工具，在器物上的铭文中也出现了“公平交易”“金玉、富贵”等代表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内容。过去只允许官府校准的标准器，也允许由两县或商行相互校准。但是，统一的法令和最高标准的制定权仍在中央。

清代度量衡是明代的继续。康熙帝曾亲自累黍定尺，以横累百黍为古尺，纵累百黍定营造尺，又以尺度定漕斛的容积，以立方寸的金属定重量标准，从而形成了营造库平制体系，并将此制度先后载入典籍。累黍定尺，以度审容和以立方寸金属定重量，都是继承了《汉书》中的有关规定。为了达到既合古法，又不改变清代制度的目的，便巧妙地采用横、竖两种累黍的方法，横累黍尺与秦汉尺同长（约23.1厘米），纵累黍尺又恰合清营造尺，定为32厘米。根据营造尺计算，即“升方积三十一寸六百分，面底四寸，深一寸九分七厘五毫”，得一升为1035.47立方厘米。又以营造尺寸法与金属作轻重之比，得黄铜一方寸重六两八钱作权衡之标准。这种既保存古、今（清）二制，又与古代求证度量衡标准的规定似同出一源的做法，成为清代制定度量衡标准的一大特点。

清代度量衡的管理也如前朝，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和惩罚条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度量衡随着传教士和商品涌入中国，清政府既无力治理国内度量衡混乱局势，也无法抵制外国杂制的入侵。随着海关主权的丧失，导致海关度量衡的产生。所谓海关度量衡，既不是清政府的法定营造库平制，也不完全合于入侵国所使用的制度，故海关度量衡本身标准不定。

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见表。

随着国际权度局的成立，米制又传入中国。中华民国时期采用了米制（称为公制），同时保留中国古代量制（称为市制，见中华民国时期度量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