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AB切”为格式的切语中，取A的声母与B的韵母（一般含介音）、声调相拼合，得到X读音。如《广韵》：“都，当孤切”，就是取“当”的声母[t]、“孤”的韵母[u]及声调平声为“都”注音。传统术语中，“当”称为切上字，“孤”称切下字，“都”称被切字。南北朝及之前用“X，AB反”，至《唐韵》，改用“X，AB切”，也有著作用“X，AB翻”，原因均为避讳“反”字。

关于反切产生的时代，历代学者看法不一。《颜氏家训·音辞》中说“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认为是三国时代的孙炎（即孙叔然）最早创造反切，但后来学者对此产生质疑，如章炳麟认为东汉的服虔、应劭已经使用这一注音方式。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反切古已有之，如沈括（1031～1095）认为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不可为叵”“何不谓盍”等；或有郑樵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等，这些合音、急缓等，并不是真正的反切，它们并未将音节有意识地进行切分，而更像是一种词汇现象。唐作藩指出，反切的创制并非一人所为，是在梵文随佛教传入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下产生的，由于梵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可以将音节切分为辅音和元音。在翻译佛经过程中，中国的僧人和学者受其启发和影响创造了反切注音法。反切注音补足了以前读若、直音注音方法的不足，并且体现了对汉字音节结构的分析认识，是巨大的进步，对音韵学发展有重要作用。反切是韵书的基础，训诂学中的双声叠韵构词法是反切可以类聚成韵书的重要原因。后世陆法言集汉魏以来反切大成，结合时音加以辨别增删和必要修改，编撰出《切韵》。学界对于中古反切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如李荣《切韵音系》、邵荣芬《切韵研究》等依据《切韵》系韵书的切语系联隋唐音系；一是如潘悟云研究《切韵》等韵书的反切行为，提炼出不同作者的反切原则，对声、韵、介音与反切上下字的基本关系做出一致性的解释。

可是，反切注音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汉魏以来的切语选字没有明确的规则，学者在创制时选字难免任意，加之受到创制历史时期和不同方言的影响，常常存在用字不统一的问题。也就是说，相同的声或韵可能由不同汉字来表示，如《广韵》中表示声母[k]的就有“古”“公”“过”等十余个，表示平声[uŋ]韵母的也有“红”“东”“公”三个。其次，随着时代变迁，汉字字音也会发生变化，后人若按时音拼读可能无法读出被切字的正确读音，此类问题的情况很复杂，如根据普通话的读音，“公，古红切”，“公”“红”声调无法对应；“杜，徒古切”，“杜”“徒”声母无法对应；“显，呼典切”，“呼”“典”只能切出不符合普通话声韵拼合规则的[xian]，而拼不出[ɕian]。此外，还有轻重唇变化、舌头舌上音变化等，都会影响反切读音及其拼合，而更常见的情况则是多条演变规律交互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难以拼读或需要加以解释。最后，汉字的读音通常以一个音节的形式呈现，从形式上不易进行声韵的切分，导致难以做到直接拼读。且上字有韵，下字有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分离上字声母和下字韵与调的难度。

正是由于反切存在上述制约，在实际使用中产生不便，《切韵》后的学者们一直在尝试对反切进行改良。如宋代《集韵》制定切语时要求反切上字要与被切字洪细相当；明代吕坤的《交泰韵》、清初潘耒的《类音》为达到“使二字连读成为一音”对反切上字的开合口、反切下字的声母（要用零声母）、反切上下字的声调相配以及统一用字方面做出了改进；李光地《音韵阐微》继承吕、潘的优点，予以进一步完善，如不勉强使用零声母反切下字，可以用舌根擦音或邻韵字代替，反切上字尽量无韵尾，反切上字要与被切字同呼，平声切下字要分阴阳，强调固定用字等。但无论怎样改良，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反切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音的弊端。

反切从东汉末创制以来一直作为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直至清代、民国编纂的《康熙字典》《词源》等大型工具书仍旧使用反切注音。但自明代肇始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法逐渐显示其优越性，并启发中国学者在民国初年创制出“注音字母”。至此，反切作为注音方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古代音韵资料继续为音韵学研究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