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包括指称形式与其认知地位具有直接关联的思想、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体系（NP accessibility hierarchy）、语篇指称词语与主题连续性等前人研究，艾利尔得以提出更加全面、系统的可及性理论。此理论认为，由于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程度不一的可及性，因而含有不同可及程度的指称表达语（referring expressions）就适合指称不同的语篇实体。总体来说，指称表达语信息量越丰富（informativity）、指称的唯一性越强（rigidity）、语音特征上越显著（attenuation），其可及性程度越高。

根据艾利尔的可及性理论，一个指称对象在大脑中被激活的程度，即在受话人记忆系统中的可及性，取决于四个因素：①间隔距离（distance）。指回指语和先行语之间的空间距离，通常以间隔小句的数量来测量。如果回指语与先行语之间的间隔距离短，那么由先行语激活的那个指称对象在受话人处理回指语时会仍停留在短时记忆中，因而具有较高的可及性；反之，由先行语激活的指称对象的可及程度就较低。②竞争度（competition）。指在回指语之前出现的有可能成为先行语的指称词语的数量。由于通常情况下，一个回指语往往指向一个先行语，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先行语，回指语对真正先行语的回指确认就会受到干扰，从而增加回指确认的难度。③显著性（saliency）。指作为先行语的指称词语在句子或语篇中的显著程度，这往往是由句法位置的显著性决定的，如处在主语位置上的先行语通常要比处在宾语位置上的先行语的显著性更高一些；显著性也与语篇的空间距离有关，即回指语与其先行语之间的空间距离越短，先行语的显著性相对越高，反之越低。④一致性（unity）。指先行语和回指语是否处在一个相同的认知框架、世界、观点、语篇片段之内，体现的是先行语和回指语在特定的某个领域内的紧密联系程度。

基于大量的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及人工智能研究发现，黄衍把影响可及程度的因素归纳为两大类，分别是“实体/所指对象/先行语的显著性”（the salience of the entity/referent/antecedent）和“所指对象/先行语与回指表达语/可及性标示语之间的关联性”（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referent/antecedent and the anaphoric expression/accessibility marker）。前者与上述艾利尔所提及的“显著性”大致相同，而后者与艾利尔所提及的其他三个影响要素有关。具体来说，显著性包含八个因素：①语篇参与者的话语行为角色，即“发话人”“受话人”和“非参与者”。②在语篇中的显著程度依次降低。③具有较高或较低的物理显著性（physical salience）。④是否处在主题或焦点位置。⑤表层语法功能，如主语的显著性大于非主语的显著性。⑥是否指人或具有动物性，指人或动物的成分的显著性高于其他成分。⑦提及的顺序，如提及越晚的显著性越高。⑧首次提及还是随后提及，前者的显著性相对较低。产生干扰的实体/所指对象/先行语是否存在，有实际语言体现的成分的显著性相对较高。

关联性主要包括五个方面：①回指语与先行语之间的距离。②包含先行语和回指表达语的小句之间的关联。③先行语和回指表达语在语法功能上是否属于并列或非并列结构。④情景（scenario）所发挥的作用。⑤先行语和回指表达语所在语篇的整体衔接性（overall cohesion）。

艾利尔最终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可及性标示阶（accessibility marking scale），越靠上低可及性越高，越靠下高可及性越高即：

全名+修饰语（如John Smith, the president/担任总统的约翰·史密斯）

全名（如John Smith）

长有定描述语（如the thoughtful, hard-working president/深思熟虑、兢兢业业的总统）

短有定描述语（如the president）

姓（如Smith）

名（如John）

远称指示词+修饰语（如that man we saw yesterday/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个人）

近称指示词+修饰语（如this man we saw yesterday/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人）

远称指示词（+名词短语）（如that man）

近称指示词（+名词短语）（如this man）

重读代词+手势（如YOU/你 + gesture/手势）

重读代词（如YOU）

非重读代词（如you）

缩略代词（如ya/你）

极高可及性标示语（如pro/代词、PRO、wh语迹、himself/他自己）     

上述可及性标示阶在特定的语言中会有所变化，例如在汉语、朝鲜语、日语等一些亚洲语言中，零形代词的使用极为频繁，常被用来标示较低的可及性；有的语言，如斯拉夫语，由于缺乏有定标示语（definite markers），会较多地使用指示词语作为替代。但总体来说，这一可及性标示阶还是比较符合一般语言的使用规律的。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可及性标示阶与人类的记忆结构以及语境类型存在密切的关联。具体来说，从百科知识中提取的实体通常储存在人的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之中，因而要使用低可及性标示语进行编码；发话人正在关注的存在于物理环境中的实体一般存在于人的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之中，因而要使用中可及性的标示语；而在当前语言语境中被提及的实体通常存在于刚被激活的短时记忆之中，于是要使用高可及性的标示语。这种低、中、高可及性标示语的使用具有较强的跨语言的规律性。

人们对可及性理论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可及性理论将跨句和跨段作为衡量间隔距离的标准，但这一标准存在诸多问题。如在很多情况下，跨段并不一定比跨句的空间距离长，而且在某些语言（如汉语）中，句子或小句并非一个容易明确的范畴。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许余龙在间隔距离这一要素中引入了一个指称词语数量的概念，即在回指语和先行语之间存在多少其他的指称词语，这些指称词语的数量越多，间隔距离的长度效应越显著。

其次，可及性理论过于强调指称词语的形式特征及语义内容，忽视了指称词语句法位置的作用。有鉴于此，许余龙提出了一个基于主题/主语的语篇/句法位置显著性的回指释义理论，指出汉语的主题/主语上的代词属于高可及性的标示语，其他位置上的代词为中可及性的标示语，修正了可及性理论应用于汉语代词回指中存在的问题。

再次，某些跨语言的事实显示，可及性标示阶所预测的个别环节存在问题。如在使用长距离反身代词时，根据可及性标示阶的预测，形态简单的要比形态复杂的反身代词更倾向于指称较近篇章距离内的实体；然而在冰岛语中，语言使用事实却与理论预测相反。

最后，可及性标示阶是建立在较为理想的回指语与先行语一对一的指称关系之上的，某个特定语篇位置上使用的回指语似乎具有排他性。然而在汉语中，同一个语篇或句法位置有可能替换使用多个标示不同可及程度的回指语。例如，在下面的“小明说”之后，可以使用零代词Ø、代词“他”、反身代词“自己”、代词加反身代词“他自己”或者专名“小明”：小明说Ø/他/自己/他自己/小明最喜欢古典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