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涕（DDT）为典型有毒人工化学制品，曾被作为杀虫剂大量使用，其在环境中的残留引发了大量生物甚至人类中毒。美国海洋生物学家、作家R.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在其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中以一生动的污染事例引爆了人类社会对有毒人工化学制品的争论及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反思，掀起了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浪潮，这一浪潮下以限产限用和低毒替代品研发应用为主要形式的滴滴涕及其他人工合成农药污染防治成为新生环境科学的重要发展内容。

滴滴涕于1939年由瑞士化学家P.H.米勒（Paul Hermann Müller，1899～1965）发掘成为广泛使用的杀虫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大量用于军队卫生防疫，米勒也因此获得1948年诺贝尔医学奖。战后，滴滴涕的巨大产能转向民用，大量用于个人和宠物卫生，1948年滴滴涕又被批准成为农药。滴滴涕中毒事件虽时有发生，但军队及政府依然认为滴滴涕相对安全。即便20世纪40年代有大量关于滴滴涕对有益昆虫、水生动物、哺乳动物毒性问题的研究，其问题依旧未能引起应有重视。对滴滴涕进一步的毒理学研究发现，其在环境和生物体内难以分解，会与动物的脂肪结合，长期在生物体内残留，并通过食物链传递，在高层级食肉动物中大量积累，引发性状的变化、后代数量减少甚至个体死亡的结果。滴滴涕的危害直到卡森在其作品《寂静的春天》中引用了生态学、毒理学研究结果和相关污染实例，才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滴滴涕的限制和替代被提上日程。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使用滴滴涕，工业界转而改用毒性更低的有机磷农药。美国禁用之后其他发达国家也紧随其后，并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禁用，在替代手段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曾发生了因无法控制有害昆虫而导致流行病重新蔓延的情况。另外，滴滴涕在环境和生物体内长期稳定存在，没有特别有效的去除方法，只能尽量避免接触和摄入。因此对环境介质和生物体内滴滴涕的测定、评估及划定警戒范围，并且对可能接触的人群进行体内滴滴涕水平调查，结合长期观察进行必要的治疗，几乎成为唯一可行的控制已有滴滴涕污染的方法。

中国在50年代初期已具备滴滴涕生产能力，此后大量用于公共卫生和农业，被认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滴滴涕中毒事件虽时有发生，但卫生部门主要从保护劳动工人的角度进行预防处理和治疗，并未意识到对环境的危害。1972年官厅水库污染事件调查发现死鱼中含有大量超过各国安全限值的滴滴涕，引起科学界和政府对滴滴涕污染的重视。此后，全国陆续展开滴滴涕的毒理学研究，以及对环境中、食品中残留量的调查，对相关企业进行了关停、搬迁和整治，并逐步加强对于滴滴涕等剧毒农药的限产限用。1974年，《生活饮用水卫生规程》征求意见稿首次对滴滴涕在饮用水中的限值进行了规定，此后由《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TJ 20-76）确定下来，农业和食品部门随后也出台了相关的标准。1992年，中国禁止六六六、滴滴涕、敌枯双、二溴氯丙烷在农业方面使用。2009年，按照《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要求，中国禁止了境内滴滴涕、氯丹、灭蚁灵及六氯苯的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紧急情况下用于病媒防治的滴滴涕生产和使用由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滴滴涕污染的发现与防治，作为环境科学发展的重要开端，反映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及环境科学的研究需求，来源于对当代人自身健康和后代命运的共同担忧，同时也折射出人类社会对现代技术的态度从盲目乐观到冷静反思的变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