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核反应堆堆芯熔毁、核武器损毁、核原料加工不当、核废料处理不当和核试验等引发的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的扩散都属于核泄漏事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军事竞争和提高能源供给能力等方面的考虑，具备核力量的多个国家积极推动军事核工业发展，并开始谋求核能的民用化。以美国为例，1954年国会通过的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将商用和私有核能作为美国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美国为强化自身在核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和加强与盟国的技术交流，开始倡导成立“国际原子能组织”（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即使在苏联、印度等国家加入筹备IAEA的国际合作后，其推进民用核工业发展的主要目的也没有改变，安全问题则被放在了相对次要一些的地位。1960年后，部分国家和组织希望通过《核能领域第三方民事责任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等公约的制定，建立一个国际处理核损害民事责任的法律框架。但这些国际公约的作用和影响还是有限的。由于此时各国政府和公众都将核安全的讨论焦点集中在核武器试验、核军备控制、核武器安全等方面，加之各国政府和军方对核设施相关信息的保密，使得1957年英国温茨凯尔反应堆事故（又称温思乔火灾；Windscale Fire）、1957年苏联基斯迪姆后处理装置事故（Kyshtym Disaster）等核泄漏事故并没有马上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军事活动中发生的核泄漏事故也被做了绝密处理。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民用核电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核电站的建设运行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受到环境保护运动及核科学相关知识普及的影响，公众对民用核设施的环境影响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核电站冷却水排放带来的环境风险和核废料的处置问题，引发了大量社会事件。为应对美国社会对加强民用核电监管的呼声，美国国会于1974年将原子能委员会拆分为能源研究和发展管理局和专门负责民用核电监管的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另一方面，核动力技术受冷战推动在军事领域的大量应用，进一步增加了核泄漏事故发生的可能性。1963年至1970年，仅核潜艇重大事故便有五起，军用核装备的核泄漏进一步引发公众对核电的担忧。然而，受到1973年国际能源危机的刺激，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核电的势头再次高涨，特别是法国在危机后制定了大规模的核电发展计划。同时，社会对核电安全的关注也促使法国政府在1973年于工业部内设立了专门的核安全监管司。

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Three Mile Island Accident）以及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Chernobyl Disaster；Чорнобильська катастрофа）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核电政策和公众对核能利用的看法。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促使国际各国加强核安全的沟通合作，直接导致IAEA于1986年9月26日对《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与《核事故或辐射应急情况公约》的颁布。事故的事后调查还进一步带动了各国政府对以往核事故信息的公开，核安全信息的公开化成为全球政治的重要议题。此后，为方便国际核事故交流通信及相关信息向公众的发布，IAEA于1990年制定了面向民用核电安全问题的国际核事故分级标准（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 INES），其中将放射性核素向核设施外的释放，作为区分“事件”与“事故”的主要标准。受上述两大事故影响，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民用核电发展进入停滞阶段，其他一些继续发展核电的国家则将安全性提升为新一代核电技术的最重要标准。

核泄漏事故集中代表了人类探索核能利用技术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被作为人类感受到技术具有双刃剑特性的代表性案例，成为人类反思现代技术与社会、人类与环境关系的重大课题。

图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南部的三里岛核电站

图2 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震惊全球的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镇

图3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