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理论最初由美国学者J.R.肖特（John R.Short）、E.威廉姆斯（Ederyn Williams）和B.克里斯蒂（Bruce Christie）等三位学者于1976年提出。在《电信传播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他们指出“社会临场感”是“对他人存在的感知”,而这种感知直接影响了人们以媒介技术作为中介的交流互动过程及其结果。

社会临场理论借用了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概念——社会临场，将之应用于以媒介技术作为中介的互动交流研究中。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在交流过程中，通过不同媒介渠道体验到的另一方的社会临场感程度不同，而社会临场感越高，越能促进人们之间以媒介技术作为中介的互动交流。社会临场研究中经常用到的自变量是一组由用户主观评价媒介特性的量表。最初的测量指标包括媒介被感知到的媒介特征，如冷-热，敏感-不敏感，人际的-非人际的，社会化的-非社会化的等。后来的研究借鉴了更多的社会心理学概念，认为使用者对特定媒介技术在亲密度、卷入度、直接度等维度上的评价，也影响了他们对互动对象的临场感的感知。换言之，即使与人互动交流的是一台机器，对上述维度的技术革新也有可能使人们将这台机器感知为一个有生命的交流对象，从而为媒介技术的研发与演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该理论认为人们对经常使用的媒介产生“有生命的交流对象”的印象，这种观点与麦克卢汉“媒介本身就是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组织传播中，经常可以阅读到特定媒介的人群会产生对特定媒介的“依赖”而认为其“有生命”。如高级党政干部才能看到的“内参”，只有本单位员工才能登录的内部网站，能够阅读到这些内部信息本身就是对阅读者身份的某种肯定，而不管这些内部传播的信息对其是否重要、有无直接的工作关系；而当下让人们高度依赖的以手机媒介为代表的“微阅读”（微信、微博、QQ等），更是突出了用户的个人化体验，特定的微信朋友圈、QQ群、网络社交板块，无疑可以视为一些比较松散的“小社会组织”，它强化了“人以群分”的观念。

社会临场理论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贡献：①利用社会临场理论探索媒介技术的设计目标、使用者的社会动机以及电信系统的特征及其影响；②利用社会临场理论中的测量指标，评价不同媒介技术可以提供的社会临场感；③利用社会临场研究，探索人际交流和社会认知等更大的研究议题。

社会临场理论启示人们：充分并经常运用组织内传播媒介，可以增强人们对这些媒介的依赖，从而增强人们对组织事务的临场感和依赖感。而让组织内部员工游离于这些组织传播媒介，则不利于增强人们对组织事务的临场感和依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