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独特的城市化模式中，政府运用中央或地方的高效管理机构和强力行政手段，在用地、人口、产业等方面加速、引导或限制城市的发展进程、规模和方向。针对中国政府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及特点，学者将这种行政力量强势介入城市化的过程概念化为“行政城市化”。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行政城市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以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发展战略，城市化的目标和路径受到强烈的行政手段干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中央政府对中国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城市分布和发展方向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这种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被总结为“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后，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以行政力量，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等手段，对城市化进程加以推动、引导和调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城市的发展，将城市作为国家的发展引擎。中央政府实施扩大开放战略，逐级“分权”，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融资等政策制定方面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1990年以后，行政城市化的核心体现在城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依靠行政机制，逐渐成为直接主导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实体，如在旧城更新和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地产开发及高新技术园区的建设中，地方政府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不仅是一个参与方。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政府也鼓励并促成了这种做法。

因此，当代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由中央政府政策引导、地方政府推行的城市化模式。通过中央政府赋予的行政及财政权力，地方政府参与并主导了一系列对城市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行动，如区划调整、新城及产业园建设、地方营造等。这种行动又支持和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地方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也是欧美城市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形成了诸如“增长机器”“城市政体”“企业型城市”等理论模式。行政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及其作用的两点差异：①西方城市化中的“地方政府”与中国的语境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权力和资源远大于西方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种种行政手段对城市化直接施加影响，无需将市场力量纳入决策圈，所以产生的影响更加强烈和直接。②西方世界的国家政府很少介入当地事务，而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具有明确的行政管理职能，因此中国的造城和城市空间的生产本质上都是国家项目。对于这一中国背景下产生的行政城市化，学者们评价不一。如关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种区划调整行为“撤县设区”“撤县设市”“地市合并”“撤乡并镇”等，部分已有研究认同区划调整带来的行政及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也存在着批判性观点如认为其代表了“虚假城市化”（虚假的城市扩张及城市人口增加）和“被动城市化”（农民在主观上还没有做好城市化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