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早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被公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三大政治思潮。虽然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的定义、特征大体是明晰的，各自的词根“自由”与“社会”基本界定了它们各自的价值取向以及可能的建制。但保守主义却不然，其词根“保守”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价值承诺，且其“反哲学”的特征更增加了概括其抽象理论要素的难度。

美国政治学家S.P.亨廷顿区分了三种常见的理解保守主义的方式：贵族式定义、自主式（autonomous）定义和情境式（situational）定义。①所谓“贵族式定义”是将保守主义定义为单一的、特定的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如封建土地贵族对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的反动。②所谓“自主式定义”认为保守主义是一个自主的、普遍有效的观念体系，由正义、秩序、平衡、中庸这样一些价值来定义。③所谓“情境式定义”认为保守主义重复出现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即确立已久的体制受到根本性的挑战，那些支持该体制的人就会运用保守主义来捍卫它。因此，保守主义是可以用来辩护任何既定社会秩序、反对任何根本变革的思想体系。在这三种定义中，亨廷顿更认同“情景式定义”。因为在他看来，同其他意识形态不同，保守主义缺乏实质性的理想和具体政治组织架构，它仅仅是与特定的情景联系在一起，而它唯一的敌人是“激进”。

亨廷顿的情境式定义也代表了其他许多保守主义研究者类似的看法。同样，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F.von哈耶克在辩解自己为什么不是保守主义者的著名文章中指出：“保守主义，从其性质来看，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保守主义的命运就必定是在一条并非它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保守主义是一种以其拒斥之目标来界定远比其自身之任何明确政纲来界定要更为清楚的政治信条；保守主义作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重大“进步性”事件的“反动式”思想回应，它对历史情境的依赖要远远大于其他思想传统和思潮，对它的研究更需要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与民族-文化语境之中。保守主义的情境性特征还表现在这样一个方面，即其教义的重复性和单调性。它可以被压缩为几条基本思想或原则的目录，但这些清单反映的不过是其静态特征或者老套话题，而不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诸原则那样有普遍性和渗透力。此外，保守主义的情境性也决定了它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出现某些一致或部分重叠。

事实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其明显的情境性，而保守主义也有其超越民族文化和历史时期的连贯性与延续性。所谓“自主式定义”其实是定义一种思想传统或思潮最常见的方法，即列举其核心的和基本的价值、原则、特征、要素或命题。就保守主义而言，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概括：一种是概括其基本的原则。比如，美国政治哲学家J.凯克斯将其概括为4条：怀疑主义、多元主义、传统主义和悲观主义。另一种是罗列其主要的议题，比如，英国保守党政论家H.塞西尔、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R.尼斯比特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阐述，这些议题包括历史、传统、道德、财产、家庭、宗教、权威、国家。

因此，“情境论”与限定后的“自主论”的结合也许更能揭示保守主义的历史与本质。保守主义的情境性决定了它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英国的保守主义显然不同于美国的保守主义及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法国的保守主义也肯定不同于德国或意大利的保守主义。但如果从“长时段”的视角考察的话，仍然可以发现在西方历史发展中有过一些全局性的重大变革，它们引发了广泛的、超越国界的保守主义浪潮。

亨廷顿认为，从西方现代政治史上可以辨识出四次保守主义的集中展现。①第一次出现在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的欧洲大陆，F.奥特芒、J.de马里亚纳等人试图以保守主义的方式捍卫中世纪的多元秩序以反对日益增长的民族国家君主的力量。②保守主义的第二次重要表现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这导致了西方历史上保守主义思想洪流最大的一次爆发”。因为大革命危及的不单是封建贵族制度而是所有现存的制度：在英国，E.伯克以保守主义捍卫商业社会与温和的自由主义政制；在美国，联邦党人阐述保守主义以反对他们所认为受到的民主革命威胁；在欧洲大陆，情况更为复杂，有些保守主义“不是来自封建贵族而是来自那些与更开明的、商业的和官僚因素相联系的思想家”。③保守主义的第三次表现是19世纪中叶对下层民众要求分享统治权的反应，这次保守主义想要对抗的是人们对扩大普选范围的迫切要求。在法国，政治家F.-P.-G.基佐等人一方面阐述自由主义思想以反对贵族，另一方面阐述保守主义思想以反对大众；在德国，法学家F.K.von萨维尼等人的保守主义强调社会的有机成长；在英国，柯勒律治、H.J.S.梅因等保守主义者警告人们用大众统治取代阶级统治的危险；在美国，“新联邦主义者”面对的是杰克逊主义浪潮，竭力为精英阶级统治进行了保守主义的捍卫。④保守主义的第四次表现是由19世纪中叶工业主义、自由劳动和废除黑奴制度这些挑战所引起的，即以保守派政治家J.卡尔霍恩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南方保守主义”。

不过，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觉的保守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是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的反动，其中伯克是这一时代最为重要的代表，并被视为当代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同时，亨廷顿提到的美国“南方保守主义”则因为局限于“地方政治”，也很难称得上一次真正的浪潮。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思想家A.赫希曼在《反动的修辞》中所选取的三个“进步时刻”以及对应的“反动浪潮”，给出了对保守主义思潮的判断。他所勾勒的保守主义三次浪潮是以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关于公民身份三要素的历史演进分析为起点的。马歇尔区分了公民身份的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维度，并将三次权利的进步依次分配给每一个世纪（以英国为原型）：18世纪的主要成就是公民身份中的公民要素即基本人权或个人自由的获得；在19世纪，公民身份的政治要素，即公民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取得重大进展；20世纪福利国家的兴起将公民身份概念扩展到社会和经济领域，它承认最低限度的教育、医疗、经济福利和安全是文明人生活的基本要素。相应地，保守主义的第一次反动针对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其他公民权利。对这些权利最彻底的肯定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并且是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因此，对这些权利的反动就和对大革命及其成果的反对联接在一起。第二次反动的潮流针对的是民众参与政治的进步，这一进步是在整个19世纪通过扩大选举权和增加议会中下院的权力而实现的。从19世纪后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个领域，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到纯文学都产生了众多论据来贬抑“大众”、多数人、议会统治和民主政府。第三次反动的浪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批评，大量文献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对福利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

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的思潮复兴，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①新保守主义反对“大社会”。尤其在美国，这一直是新保守主义批评家诸如D.贝尔、D.P.莫伊尼汉、I.克里斯托尔等人的一个中心论题。他们声称，政府现在被要求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做一些力所不及的事，从而难免被人按照不现实的标准加以批判，结果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日益不稳。②新保守主义攻击那些视计划为治愈所有人类弊病的灵丹妙药的粗疏信念。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里指出，计划将自由社会推入了一条必然径直通往极权统治的轨道。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用的凯恩斯计划对70年代开始恶化的通货膨胀负有直接责任。哈耶克和M.弗里德曼等主要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拿出的解决方案是：取消政府对货币供应的一切控制。④新保守主义借用A.de托克维尔的预言，声称现代民主将毁于一种新奇的家长统治。政府过分的善良意愿将导致软弱无力的人民的产生，让人民不为思索而焦虑，不为生活而烦恼。新保守主义坚持认为，这种有害的家长政治在当代表现为福利理想，最终发展成了一种无事不管的依附性国家。⑤新保守主义反对行政权力的日益扩大。1976年，黑尔什姆勋爵在丁布尔比讲座中告诫说：行政权力现在要求成为政府中唯一有代表性的部门，它以牺牲其他部门为代价发展得十分迅猛，以致于议会政治正在转变为一种选举的独裁制。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的新保守主义又逐渐演化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对西方传统的价值体系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并且在教育、就业、福利等公共政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多元文化政策主要盛行于素有“种族熔炉”之称的美国，所以最新一轮的保守主义浪潮和论战主要出现在美国。在这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中，有美国新保守主义先驱L.施特劳斯的学生、政治理论家A.布鲁姆关于“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的惊呼；有美国自由主义者、历史学家A.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关于“美国正在丧失统一”的警告；以及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国际问题上关于“文明冲突论”的预言以及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忧虑。这一轮批判俨然打响了新的“文化战争”，而且这场批判运动因为晚近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欧美国家的移民-难民问题而变得更加尖锐和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