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的“词典”主要指语文性辞书。语文性辞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古代汉语的字和词没有严格的区分，且从古至今，汉语的字典和词典在编排体例和内容安排上只有侧重点的区分，因此中国词典史的讨论范围包括字书、韵书、字典和词典，一般不包括专科词典和百科全书类辞书。

分期是词典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要考虑到每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词典文献及词典编纂理念。按此原则，中国词典史大体可分为古代期、现代期、当代期三段，具体可分为五期：萌芽奠定期（下限可至东汉末）、发展完善期（下限可至《马氏文通》出版前）、转型期（含低谷期，下限可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中间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界）、繁荣期（下限可至20世纪末）、二次转型期（进入21世纪）。每两期之间都有一段过渡时间。萌芽奠定期、发展完善期为古代词典期，体现为汉语传统词典框架的确定与完善；转型期、繁荣期为现代词典期，体现为传统词典理论的转型与大发展；二次转型期为当代词典期，此时期词典发展带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实验性，体现为意义中心向用法中心的转变。

萌芽奠定期大约可以先秦的字表《史籀篇》为标志，标志性的词典包括秦汉之际编定的第一部类义词典、百科词典《尔雅》，西汉时第一部方言词典《方言》（扬雄著），东汉时第一部释本义的字书《说文解字》（许慎著）、第一部语源词典《释名》（刘熙著）。

这一时期奠定了汉语词典基本编纂范式，包括编纂宗旨、核心类型、基本体例以及释义原则和方法，其勾勒的汉语词典理论模型至今仍保持基本的稳定性。例如《尔雅》奠定了类义词典的检索体例和义序编排方式。《说文解字》的540部首开创了部首法检索体例和形序编排方式。

从中古开始，汉语词典沿着“雅书”系、“说文”字书系、韵书系3个方向发展，并各自出现一系列标志性词典，分别如《广雅》（三国时期魏国张揖著）、《六书故》（元代戴侗著）和《玉篇》（南朝梁代顾野王著）、《广韵》（北宋陈彭年等人著）等，至《康熙字典》（清代张玉书等人著）达到了完善期的高峰。

《玉篇》以大量经籍书证为基础，标注反切，说明古今词义，体现了查考型字书的核心特点。《玉篇》为代表的古今意义兼收的查考型字书的出现，使传统字书产生了分野：释本义的“说文系”字书，后来逐渐发展到“六书类”字书（如《六书故》等），成为专门性的释形义字典；而“玉篇系”沿《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的途径发展，成为今天普通语文字典、词典的源头。

这一时期，语言文字规范理论越来越得到重视，产生了唐朝的“字样类”字书以及《佩𧤤》等专门的“辨析型”字书，而达到高峰的则是《康熙字典》。康熙帝认为这部书“善兼美具，可以奉为典常而不易者”，因此命名为“字典”。

音韵学的产生与发展，与科举考试及文学创作中作诗、作词押韵等应用需求相关，产生了按韵编排字头的音序体例，自此，形、音、义“三序”基本体例已经完全形成。

古代期的词典理论体现了四大传统：字词的共时、历时属性混收的泛时编纂观；多义词内部历时引申义序；文献考证型释义思路；以《康熙字典》为代表的刚性语言文字规范主义思路。

转型期始于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从词典的代表性成果来看，可分为两期：转型期和转型后的低谷期，基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在清末民初，词典编纂的指导理论首先实现转型。有两个标志：①传承改造方面。章太炎在1906年把“小学”重新命名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实现了传统小学、语文学向语言学的转向。②引进改造创新方面。1898年语法书《马氏文通》出版，其字、词（书中仍用“字”如“动字”）内涵外延二分的理念已经初步形成，这直接促使了字典与词典在民国时成功实现了二分。自《马氏文通》始，大量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词汇学理论被引进国内，在赵元任、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大家的消化改造下，形成了鲜明的词义观和词类观，这些理论直接反映在词典编纂的释义上：民国时的词典释义已经自觉照顾到每个词的词性以及语法功能和搭配特点。这两方面理论的转型标志着词典指导理论已经由小学理论转变为现代语言学理论，而汉语词典的编纂理论也由古代向现代转变。这段时间，《中华大字典》《新词典》《辞源》《辞海》是典型代表。

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三大语文现代化运动，对现代词典编纂理论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切音字运动后，经过大量理论和实践准备，最终产生了注音字母，为词典音序体例由古代的声、纽、韵、摄体系向现代注音方式转型奠定了基础。白话文运动倡导的“我手写我口”的“言文一致”追求，国音审音运动、简化字运动，不但实现了注音标准的转型，也辅助了国语字汇、常用词汇研究理论的推进，出现了以《辞源》为代表的古今兼收的泛时性词典，与以《标准语大辞典》《国语辞典》为代表的共时性、描写性、规定性词典的明确分野，实现词典类型的重要转型。

另外，语言交际理论在词典编纂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从广泛从古籍用例中归纳概括义项的方式，转变到根据实际交际用途设立义项、描写义项；例证也由书证转向带有生成模仿功能的自编例。这些转变都体现在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字典》及黎锦熙、汪怡等编纂的《国语辞典》中。

因此，民国时期是汉语辞书理论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导致古代四大辞书编纂传统最终转向了以共时描写为主、注重共时词义和用法、重视自编例、引导性规范主义为核心的四大现代辞书编纂传统上来。

从1949年到1975年的第一次辞书规划前，词典的编纂实践以及理论探讨进入一个停滞期、萧条期。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路线的偏差，导致文化事业受到很大冲击，和词典相关的专业指导理论也都停顿不前。这一时期词典编纂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民众扫盲及初级文化程度的人提高文化水平的需求，虽有其先进性和迫切性，但毕竟不是词典编纂的专业性指导理论。核心指导理论的错位，导致这一期的词典产品简单化、单一化、无序化，数量上大大萎缩，面临着“大国小字典”（全国性语文辞书只有《新华字典》等极少数小型字词典）的尴尬局面。“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出现了“辞书荒漠化”现象，词典出版的主阵地——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大事记” 中，“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空白。《现代汉语词典》也由于“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8年才正式推出。

繁荣期的开始有3个标志性的事件：

①两次成功的辞书编纂出版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辞书事业的萧条，使相关政府部门看到，要以政府行为整合出版社、编者等力量，重振辞书事业。1975年开始的第1次辞书编纂出版规划，在短短10年时间内，规划出版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古今兼收的语文词典中的扛鼎之作，正式出版了影响面最大的《现代汉语词典》，还有一大批添补类型空白的语文词典，同时成功实现了经典辞书的更新换代，满足了广大群众利用词典学习文化知识的需要，一改中国“辞书荒漠”的局面。1988年，相关部门又组织了第2次辞书编纂出版规划，以专科词典和少数民族词典为主，兼顾中外语文辞书、百科全书类辞书，编纂了大量新类型的辞书。自此，词典类型空前繁荣，填补了汉语词典基本类型上的各种空白。

②《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1978年，在成熟的现代语言学（特别是词汇学理论）指导下编纂的中型规范性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带有共时、描写、规定、教学色彩的，服务于普通话词汇推广的创新之作，是新时期汉语词典的典型代表，是成熟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在词典编纂中成熟应用的一个里程碑。继而，全国全面掀起了编纂和出版语文词典的热潮。

③以《辞书研究》等期刊为中心的词典理论发表及研讨阵地的形成。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语词典理论发表及研讨主要有3个阵地：a.《词典研究丛刊》阵地（发行12期后停刊）。b.《中国语文》为代表的支持词典理论成果刊发的语言学期刊阵地。c.《辞书研究》阵地。该刊自1979年创刊后，已经被打造成中国辞书学最重要、最集中的理论研究专业平台。

大约在20世纪末，国内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与改造应用工作、认知语言学等流派中的理念慢慢演绎进词典编纂中，使词典编纂的指导理论更具前沿性。

随着对母语教学的重视，及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在全世界的兴起，学习词典成为推广汉语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工具。这成为汉语词典编纂由意义重心向用法重心二次转型的最直接的推动力。现代学习型词典择取最新的、最适用于教学的语言学指导理论，应用于词典编纂，创造出如词汇控制、元语言、词类标注、用法说明、文化标注等以用法为中心的当代词典编纂理论，出现了如侧重母语教学的内向型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商务印书馆）、侧重二语教学的外向型的《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等标志性词典样本。

当代词典理论二次转型具有5大新转向：①词典类型由被动查考型向主动生成型转型，由释义中心向释语用中心转型。②由描写主义向认知功能主义、用法描写主义、语言知识规定主义并重转型。③由文献义项及书证为标志的文献主义向以符合认知心理的用法描写、自编例为标志的语用主义转型。④从编纂技术上看，由传统的卡片载体、勾乙式手段向语料库、数据仓库与信息挖掘、全文检索、语义网络等以电子化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转型。⑤词典编纂由传统和现代的主观内省思路逐渐向经验与客观化、量化并重的思路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