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这里的义法，指孔子笔削《春秋》所制定的义例和书法，特别是行文的条理精密和语言的简约而意蕴丰厚。明末艾南英曾以义法论文，其《郑从周秣陵问业序》云：“孟旋以义法之宗，表里兼至，而不能不推从周之安和备美也。”即以义法分别指文章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清代学者方苞提出了以义法为中心的古文理论，为后来的桐城派论文奠定了基础。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书史记货殖传》）简言之，义指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思想观点，法指与内容相关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并且法随着义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写作的要求上，义要求文章的内容必须合乎程朱理学的思想原则，法要求文章的形式不能度越三代、两汉古文的行文法度。这一要求，也就是方苞提倡的清真古雅的审美标准。

方苞认为古文本于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强调其材、其学、其人的统一对于文章写作的积极作用。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方苞的义法之说，既可看作他的文学观，也可看作他的人生观，体现出他对古文写作中人品与文品相统一的要求。

方苞的义法之说源于经史之学，既指出了不同文体对写作的规定与限制，也提出了文章内容取材、结构布局及审美标准等方面的要求，是桐城派文论的关键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