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交易作为经济思想基础的观点，是由美国制度经济学家J.R.康芒斯于1931年提出的。这些个人行为实际上是交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或商品的“交换”。“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这个词通常被认为是由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R.H.科斯于1937年创造的，他用这个词来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来预测某些经济任务何时由企业执行，何时通过市场上进行。科斯创造了企业理论里的交易费用分析方法。交易费用常放在一个比较制度的角度来阐述，即商品和服务是通过自己制造还是购买得到（make or buy）的问题。科斯于1960年描述了他所关心的交易费用：“为了进行市场交易，需要弄明白交易对象，进而进行谈判以达成交易并起草合同，以及进行必要的检查以确保合同条款得到了执行等等。”他认为，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经济体制的运作，也不可能有可靠的理论基础来制定经济政策。

广义上来说，交易费用是鲁滨逊的一人世界（Robinson Crusoe economy）不可能有的费用。一人世界没有交易费用，这些费用是在多人的社会才出现的。多人的社会有人与人的竞争，要决定竞争的胜负准则，制度就出现了。从广义的角度看，制度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所以交易费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s）。

简单来说，交易费用包括：搜索和信息费用、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监督和执行费用。一般而言，交易费用象征着“摩擦损失”，即所涉及的各方的损失资源，这些费用是达到某些目标不可避免的。在企业中，交易费用可能包括组织业务活动的费用以及规划未来和限制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的费用。交易费用包含了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的因素。

科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和市场的区别。科斯指出，市场交易有不便之处。如果交易不通过价格市场体系来实现，就必须有一个组织。商业组织的目标是以比实际市场更低的费用，复制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为竞争市场的条件。但如果一个组织存在可降低费用，为什么有市场交易呢？科斯提出了两个理由：组织交易的边际费用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增加，直到等同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大企业的组织可能不能复制市场结果。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D.C.诺斯认为，制度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的一套规则，它是决定交易费用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能促进经济增长。诺斯指出，交易费用有4个因素：衡量（measurement）、实施（enforcement）、意识形态态度和观念（ideological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以及市场规模（the size of the market）。衡量指的是全部交易中涉及的商品或服务的方面；实施可以被定义为需要一个没有偏见的第三方，来确保参与交易的任何一方都遵守交易合同；意识形态的态度和观念包含了每一个人的价值观，这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解释。市场规模会影响交易的偏袒性或公正性。

交易费用推理通过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O.E.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现在，交易费用经济学被用来解释许多不同的行为。通常这里指代的“交易”不仅仅是常见的买卖情况，还包括日常的情感交流，非正式的礼物交换等。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是频率（frequency）、专用性（specific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