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存在于公元前21世纪至约公元前17世纪，延续约400余年，据《史记·夏本纪》夏王朝传13世、16王。综合《竹书纪年》《史记·夏本纪》等记载，黄河中游一个强大的部落联合体首领禹死后，其子启用暴力夺取了领袖职位，建立了夏王朝，开始了夏后氏的统治。所以《史记·夏本纪》记夏后从禹讲起，其他传统史学著作亦多如此。

《左传》昭公四年（公元前538）记“夏启有钧台之享”，指启取得领袖职位后，曾在钧台（今河南禹州南）召开盟会。当时有扈氏不服，启遂发动征有扈氏的甘之战。有扈氏是一个强大的古族氏，《庄子》《墨子》《吕氏春秋》都记述过禹曾攻有扈，“以行其教”的故事，甘之战可以说是禹伐有扈的继续。甘的地望有陕西户县境、河南洛阳西南、郑州西北古荥泽（在今荥阳地区）等说法，从整个战争形势看，古荥泽说较为可信。《尚书·甘誓》记述了启在甘之战前的誓师辞，但此文系晚出。《史记·夏本纪》言启“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图

《尚书·皋陶谟》记述禹提到要“慎乃在位”，安于职分，思危图安，不要妄动扰民，行为要合于道德规范。但启建立夏王朝以后，背弃这种道德规范，淫逸康乐，饮酒无度，游畋无度，内部还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武观之乱”。其子太康即位以后，游乐放纵，变本加厉，引起民众的不满。相传有穷氏后羿乘他行猎于洛水之南而未归之机，篡夺了政权，即“太康失国”。

后羿掌权后，同样不修民事，终日游猎，弃贤臣而任用被寒国君主伯明驱逐的谗子弟寒浞。寒浞与后羿之妻谋划，杀死了后羿，承袭有穷之号，开始了寒浞代夏的时期，同时加紧了对夏后氏势力的追剿。太康失国后不久死去，族人立其弟仲康，流落洛水附近。仲康死，子相立，逃往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投靠同姓诸侯斟灌氏、斟鄩氏。寒浞杀斟灌、伐斟鄩，杀夏后相，相妻后缗逃归母家有仍氏居地（今山东金乡境），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成年后在有虞（今河南虞城）之君的帮助下，谋划复国，终于伐灭寒浞势力，重建夏后氏的统治，这就是“少康中兴”。至此，夏后氏的统治才得以确立。

少康死后，子杼立。他曾参与少康复国的战争，执政后曾“征于东海”，东夷诸族都臣服于夏，国力日益强大。夏王朝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到孔甲时开始衰落，《国语·周语》有“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孔甲后的第四世夏后是夏桀，据古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史记·夏本纪》等记载，他以“淫虐有才，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而骄奢自恣，赋敛无度，消耗大量社会财富，百姓饥寒交迫。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一味采取高压手段，又伐有施氏、岷山氏，不断进行掠夺战争，一些原来臣服的方国纷纷叛离。与此同时，原来臣服于夏的商人日益强大，以政治和军事手段不断削弱夏王朝的势力，最终起兵伐夏。夏桀败走，陈兵鸣条（在今河南封丘，一说在今山西夏县北）之野以拒商汤大军。鸣条决战，夏桀败走南巢，死于山中，夏王朝灭亡。

夏代世系表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和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多数学者认为考古学的二里头文化即当为夏文化，从而为复原夏王朝的历史提供了大量新资料。

关于夏王朝的疆域，《战国策·魏策》有“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的记载，亦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文字略不同。其地大致西以华山为界，北达山西壶关，东至河济二水交汇处，今武陟、荥阳、原武一带，南接湖北。

这一区域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水和洛水流域、济水流域、颍水与汝水上游地区。嵩山古名崇山。先秦、汉代及以后的人们，在考证和追述夏人的活动区域时，多将其与崇山及周围地区相联系。如称夏禹为“崇禹”，称禹的父亲鲧为“崇伯鲧”，还有“禹都阳城”（今登封告成镇附近），“启都阳翟”（今禹州境内），太康、羿、桀所居之斟鄩（今巩义境内），“帝杼居原”（今济源境内）等，今已在偃师二里头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基址，证实伊洛地区无疑是夏王朝的统治中心。

晋西南与夏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古本《竹书纪年》说胤甲居西河，地在豫西，一说在今晋南。鸣条之战的战场也在晋西南，今已在晋西南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一带发现属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遗址数十处，其中，鸣条冈西南的夏县东下冯遗址有大规模的防御设施。这些二里头文化遗存证实，此一区域已纳入夏王朝的版图。

此外《史记·货殖列传》有“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的记载。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公元前1800年前后，夏王朝的势力已经沿着禹伐三苗的路线到达南阳盆地，在沙颍河平原上的郾城郝家台、丹江边上的淅川下王岗遗址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遗存。

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家机构逐渐调整完备，在一个较前更为广大的疆域内，形成统一的政治核心。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王都，尖端手工业技术迅速发展，带动社会生产的全面提高。

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在黄河中下游曾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夏代，农业工具虽然还是木、石、骨、蚌制的，但制作技术有不少改进，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考古发掘中大量出土的收割工具，如石镰、蚌镰，标志着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很多启土工具，如骨铲、蚌铲、耒耜以及石锄，不仅说明耕作技术的提高，而且结合《论语·太伯》说禹“尽力乎沟洫”等，可能意味着夏王朝时期已经开始开辟排灌沟渠等设施了。农业是季节性很强的生产活动，据记载，尧舜禹时代已有相当规模的观象授时，夏王朝建立以后，更用政权的力量加强对天文观测的管理。仲康时，观象授时官吏因沉湎于酒而失职，夏后派胤侯讨伐，加以刑戮，作《胤征》。

据记载，少康复国前曾为有仍氏“牧正”，说明畜牧业副业已发展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这使得在生产工具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无法开辟成农田的山区、草地，可以发展成畜牧业基地，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夏代渔猎亦在社会经济中占一定比重，一些鱼钩、箭镞已用铜铸。

青铜铸造业在夏代达到了较高水平。《左传》宣公三年（前606）、《墨子·耕柱》等记载，夏之方兴，“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夏后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这虽然是古代将“九鼎”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传说，但在二里头遗址已证明青铜鼎在夏代已经出现。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大规模的铸铜作坊，从出土实物看，当时已可铸造爵、斝、盉等酒器，戈、战斧、镞等武器，铜铃与镶嵌绿松石的兽面饰牌等饰物，各种刀、钻、锥、锛、䦆等工具。从成品、陶范、工艺和出土情况综合看来，青铜铸造业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和较为成熟的工艺。

二里头铜爵之一

玉器在中国古代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还多用作礼器。夏代的玉器在商周往往被视为珍宝。《史记·殷本纪》说商汤灭夏，又伐三㚇，“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武王伐纣也俘获大量旧宝玉。《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记载，周初封建诸侯时，曾将“夏后氏之璜”赐予鲁公伯禽。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器有戈、刀、钺、圭、琮、柄形器等，造型优美、加工精细，显示出极高的工艺技巧。

玉柄形器（二里头遗址出土）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亦相对丰富，其数量、种类之多，制作之精，更为同期其他遗址所罕见。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烧造方法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质地坚硬。陶器中也不乏罕见的艺术珍品，如胎薄似“蛋壳”的磨光黑陶器，造型秀丽、制作工艺精湛、器表黑亮，器表还刻有精细美观的划纹与镂孔。此外，制造木器、漆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陶鼎（­二里头遗址出土）

天文历法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记述日食时，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通过天文计算，大约发生在前2043～前1961年。《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夏小正》见于《大戴礼记》，其中可能保存有夏代的物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