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比利时的那慕尔，卒于巴黎。曾在慕尼黑参加谢林的哲学讲座，1838年在库赞的指导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早期论文《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获得法国政治和道德科学院的征文奖，1837年拉韦松出版该文，1846年增补了该文的第2卷。1838年以《论习惯》以及一篇论述斯潘雪普^[注]的拉丁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并在雷恩获得哲学教授的职位。1840年开始任公共图书馆总监察官，1860年担任高等教育部的总监察官，自1870年开始担任卢浮宫古董部策展人，并参与了米洛的维纳斯的修复工作。

《19世纪法国哲学报告》是拉韦松影响最大的著作。他考察了直至1867年的法国哲学思想，提出了其“精神论”的观点，被视作法国“精神论运动”的宣言。在该书中拉韦松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批评，认为折中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将哲学等同于科学，其科学方法论不能够对我们的内部世界进行研究；经验心理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内在性进行研究，并将内在性和外在性割裂开来，从而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哲学思考。拉韦松反对将哲学和科学、内在和外在割裂的观点，而是以综合的方法出发，肯定自然和人的最高统一性。他由此肯定了比朗对于意志的强调，但指出其意志哲学不能真正地确立起精神的自我同一性。拉韦松认为，相比较于意志，真正的实在性在于精神的内在欲望和爱的原则，哲学所应该探索的最终的“善”的目的内在于“爱”的活动之中，随着具体的欲望活动而展开，最终实现外在性和内在性的统一。拉韦松由此强调精神、欲望和爱的统一性以及精神自身的统一性。在《论习惯》中，拉韦松讨论了习惯对于思想的影响，指出习惯不仅体现了精神对身体层次变化的“被动”接受，更是非反思和下意识的倾向，是内在精神的“习性”，习惯是精神和身体之间的最基础、最直接的同一。

拉韦松“精神论”观点和关于习惯的思考对后来的法国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H.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法国当代现象学都从中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