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从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至约前1046年商纣被周武王攻灭，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余年。

商人早在灭夏前，就有相当长时期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它最早活动于华北平原北部易水流域一带。历史上曾多次迁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至盘庚有五迁，到盘庚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从此到商灭亡的273年间没再迁都。盘庚迁殷至商亡又习称为殷代。商人屡迁的原因，是学界一直在探讨的课题，与军事上的或控制资源的考虑有关，但绝非表示商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范围大概在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一带。

从契至成汤，凡传14世，即商人的“先公”时期。其后商王的世系，见于《史记·殷本纪》，结合甲骨文考察，除去个别有误，基本可信。自汤建国、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经对周围方国的频繁战争，疆域及势力空前扩大。经过多年来对安阳殷墟的发掘，证明以安阳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及洹水沿岸周围30平方千米范围内皆是殷都的所在地。以王畿为中心的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与山东西部。但商文化的影响已西至陕西东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

商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图

商代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甲骨文大量记载了商人的农事活动，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商代的主要农作物有黍、稻、麦等。耕作方法采用合力耕种。商王除亲自视察田作外，还常命臣下监督农耕。当时农业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卜辞常见收割后把粮食放入廪中储藏的记载。

生产工具主要由木、石、骨、蚌制成。耕具有耒、耜，收割工具有镰、铚。

耜

农作物的再生产品有酒、醴、鬯，分别由黍、稻、黑黍等酿制。酒器种类繁多，《尚书·酒诰》记载，人民嗜酒，田逸，以致亡国，可见嗜酒风气之盛。酿酒业的发展，从侧面反映了商代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

酒器——“父己”铜觥（河南鲁山仓头出土）

园艺和蚕桑业亦有发展。卜辞中记有苗圃、苑囿，有果树。卜辞中有蚕、桑、丝、帛等字，商代遗址中出土有玉蚕及铜针、陶纺轮。青铜器上有用丝织物包扎过的痕迹，出土的玉人像上可见其衣服的花纹。

商代畜牧业也很发达，后世所称的“六畜”，都已全备。卜辞中“牢”字，证明饲养牲畜用栏圈。对于六畜的毛色，商人已能加以区别，还注意到牲畜的牝牡，并使用了去势术。商代六畜也为人食用，还用于祭祖。商人祭祀，一次用牲可多达数百头，没有高度发展的畜牧业是不可想象的。

商代时今中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森林、湖泊，故商人渔猎也很发达。商代遗址中出土过许多鱼、蚌的遗骸。捕鱼的方法有网罟、钩钓、矢射等。狩猎的方法有车逐、矢射、布网、设陷甚至焚山，猎获野兽的种类和数量相当惊人。据卜辞记载，商王一次田猎获鹿可多达348头，获麋最多的是451头。

商代的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的是青铜铸造业。

商代是青铜工艺发展的全盛时代，青铜器品种繁多，主要类别有容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另有食器、乐器等。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铜器的铜锭、铜渣等。熔铜的工具除有草拌泥制的坩埚外，还有外敷草泥的缸或大口尊。通过对青铜器中铜、锡、铅合金成分的研究，知与《考工记》所载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大体相近。从铜工作坊规模之宏大、炼铜技术之高超、器物制作之精美、种类之繁多、花纹之复杂、制范技术之纯熟，都可看出商代生产技术及青铜铸造的水平。著名的后母戊鼎、妇好偶方彝等都是其中的精品。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有铁刃铜钺，刃部是利用天然陨铁锻打而成的。

妇好鸮尊（殷商）

陶器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陶器的种类不仅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白陶和原始瓷器。

骨器种类包括生产工具和鱼钩，兵器及生活用具。牙器有雕刻的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纹并嵌绿松石。骨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骨料、半成品和制骨用的青铜刀、锯、凿及砺石等。玉器均为软玉，产量很大。种类主要有礼器及装饰品，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商代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漆器易腐朽，故今所见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有相当水平。

殷墟已发现宫殿基址50多座，一般建筑在夯土台基上，柱下用砾石作基础，有的柱础间还垫有铜片，房架用木柱支撑，墙用版筑。基址方向多面向南北，亦有面向东西的。很多基址排列成行，遥相呼应，开创了后世厅堂建筑之独特风格。商代的建筑遗址中尚未发现砖瓦，建筑结构仍为“茅茨土阶”。除宫殿外，还有较为简单的单室房屋及半地下式房屋，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建筑用的土坯。

殷墟遗址

商代的交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尚书·酒诰》）。商代遗址中出土有海贝、海蚌、鲸鱼骨、大龟板等海产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外，也有长途贩运而来。除以物易物的交换外，已开始使用货币。商代货币的主要形态是玉和贝，殷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贝，最多的达千枚。除天然贝外，还有石、骨、蚌、玉及铜等仿制贝。甲骨文和金文中有“赐贝”的记载，明显反映出“贝”的货币职能。

交通工具主要是陆路的车和水路的船。卜辞中有车字和舟字。商代遗址中发现车马坑多座，出土的马车为二马一车，车为木制，用于田猎、作战等。金文中的荷贝乘舟图形文字表明，商代的舟已是远距离的水上交通工具。

商代的最高统治者是商王，商王自称“余一人”，享有绝对权力。商代王位的继承法为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两制并用，凡子即王位者其父即为直系。在卜辞反映的周祭制度中，直系先王及配偶有资格列入祀典，而无旁系先王的配偶。这种家族在祭祀上的差别，正是商代宗法制度的表现。

卜辞中商王亲属称谓有祖、妣、父、母、兄、弟，且有“多祖”“多妣”“多父”“多母”之称。先王的配偶称妻、妾、母、奭，与商王有血缘亲族关系的有“王族”“多子族”。这些宗族同商王形成亲疏不同的宗法关系，他们构成“百姓”的主体，而为首的是商王自己。

商王以下的统治机构，分“内服”“外服”。《尚书·酒诰》中讲商人官制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王畿外为商王国“四土”，散布着许多“服王事”为商代的侯、伯。他们不仅要臣服于商王，还要向商纳贡及奉命征伐。

商代军队有师的编制，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此外还有“戍”“多马”“多射”。征集兵员有上千人甚至万人，战争时间可长达几个月，杀敌亦有千百人。另外，商王的大规模田猎活动也相当于一次出征，并通过狩猎训练军队。

商代军队包括车兵及步兵，作战方式普遍使用车战。殷墟不仅发现有商代车马坑，还发现象征军队阵式的葬坑，包括两个方阵。一阵为步兵，有300人左右；另一阵有兵车5辆。均分列左、中、右三组。车战中，射手以弓箭为武器，墓葬里有大批青铜兵器如戈、矛、镞、钺及胄等。

商代车马坑（河南安阳郭家庄出土）

卜辞所载的“众”“众人”中的主要成分是商代的自由平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战事时还被征参加作战。商代奴隶的来源是俘虏，卜辞中有“获羌”，即从羌方俘获来的奴隶。奚、妾为女奴隶。奴隶的另一来源是罪犯。

商代后期的奴隶陶塑（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

商代的奴隶，不仅要从事各种劳役，而且可以任意遭杀戮，在卜辞中可见战争的俘虏常被用来殉葬，或被杀掉做人牲祭祀祖先，其数量很大。殷墟的宫殿建筑、宗庙以至一般居室的基址中，也都发现有人祭遗址。卜辞中占卜要用五百人作牲，是人牲数量最多的。

商代的刑罚有伐（砍头）、扑、墨（黥刑）、劓（割鼻）、宫（宫刑）、刖（刀锯割腿）等，后世的五刑在商代即已有之。卜辞中有不少关于刖刑的记载，一次受刑者达数十人及百人。殷墟曾发掘出戴梏的男女陶俑，男俑双手梏在背后，女俑双手梏在胸前。

在商王朝的周围，还聚居着许多大小族群或邦国，即“多方”“多邦方”。其方国首领称“白（伯）”。商代自武丁时期起，曾长期大规模对外族外邦作战，先后征服了许多小国。征服后的各方国除对商王表示臣服外，还需负担诸如进贡等义务。

商王为抵御外族外邦的侵扰，亦为扩大自己的领土，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向外族征伐，尤以武丁及帝乙、帝辛时为盛。对方国的征伐要征集众多的兵员，时间也相当长。商王朝经过一系列对外用兵，使疆域进一步扩大，成为“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强大国家。

《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现存商代的文字主要有甲骨文与金文以及刻或写在陶器、玉石上的文字。其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甲骨文与金文。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迄今已发现约15万片，内容涉及从武丁至帝乙、帝辛年间商王世系、社会结构、官制、军事、祭祀、田猎、农业、气象、畜牧、地理、方国等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

由于行文有一定款式，甲骨卜辞一般都很简短，一二字到数十字不等。甲骨文单字有4000个左右，其中可识的字有1500个左右。甲骨文并不是最早的汉字，却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比较完整的文字。甲骨卜辞在文字结构和语法上已有今日文字和语言的基本形式，它已经历了长期演变的历史，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

甲骨文

《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代的宗教观念，多神崇拜，不仅尊崇祖先，也崇拜上帝，因而请命的对象也包括上帝与祖先。商代盛行占卜，凡事大自祭祀、征伐、天时、年成、田猎，小至私人疾病、生育，无一不求神问卜，以定凶吉与行止。人同鬼神之间的交往已成为一项专职，掌管占卜事宜的卜官为巫、史及卜辞中所见之贞人。

占卜所用的材料为龟甲与兽骨。先将甲骨整治好，用时在其背面钻凿、灼烤，并依据正面裂出的兆纹来定凶吉，然后由卜官将占卜的过程及内容事项刻写在甲骨上，这种卜辞即是甲骨文。

商代刻字卜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商代的历法是迄今已知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历法。商代历法为阴阳历。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十二个朔望月为一个历年，它与回归年有差数，所以要设闰月，年终置闰。季节与月份有大体固定的关系。

商代每月分为三旬，卜辞中常有卜旬的记载，又有“春”“秋”之称。一天之内，分为若干段时刻。对于年岁除称“岁”“祀”之外，也称作“年”。

商代天文学中许多天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如“日月有食”“月有食”，在日食时并有“大星”等现象出现。卜辞还记载了观察到的“大星”“鸟星”“大火”等，不仅有恒星，还有行星。卜辞中“有新大星并火”，一般认为是新星的观测记录。当时已有立表测影以定季节、方向、时刻的方法，卜辞的“至日”“立中”等，就是这方面的记载。

商代观测天象与观察气象是相联系的。由于农业、畜牧业的需要，对气候的变化特别予以重视。卜辞中记有许多自然现象、自然界变化，商人不止对一日之内，并且对一旬、数旬及至数月的气象变化进行了连续的记录。

卜辞中记有多种疾病。对于疾病，除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外，治疗的方法见于卜辞的有针刺、艾灸以及按摩。最早的针刺用砭石，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就出土有用于医疗的砭镰，还发现有桃仁及郁李仁等种子中草药。

商代已采取了十进位计算，卜辞中分别有个、十、百、千、万，所见最大的数字已有“三万”。

有关商代的文献史料缺乏，殷墟卜辞与商金文中有较为丰富的资料，考古发掘更为研究商史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商史研究对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