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术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而且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大致而言，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制度，即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范对约束和引导相关主体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以考察特定制度环境对相关主体的行为决策及其绩效为实证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制度的产生、优化与演变。另外，由于研究对象是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微观组织（比如工商企业）和社会组织（比如国家）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经济学通常会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当然，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逐渐深刻的过程。

虽然制度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比如图1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及其影响就有大量的论述。不过，作为一种学说，制度经济学起源于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们力图站在政治家和立法者的角度讨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才能富国裕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及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

图2 《国富论》封面在该书中，斯密着重讨论了保护和鼓励自由自愿缔约和交易（包括自由贸易）的制度和政策如何促进分工、增进生产效率和国民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货币、贸易制度、农业生产制度、企业组织形态等很多问题都作了阐述。比如，在该书的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他基于经济人假设而对欧洲各国的农业生产制度及其变迁等。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新古典经济学还没有思考制度的本质，更没有形成一套用于分析制度的绩效及其变迁的有效工具。在此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更是先验性地将私有产权和自由交易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研究背景，从而将研究中的重点放在了价格机制及其资源配置规律的考察上，而忽视了对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影响和演进等问题的思考。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和矛盾开始暴露，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兴起——不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开始构想社会主义制度。不过，空想社会主义缺乏严谨的经济学分析而难以称为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着力分析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演变。①将财产所有权制度视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②将一个国家视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

图3 马克思与恩格斯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决定了该社会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等上层建筑，而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等上层建筑又会促进或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分析框架下，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进而断言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条件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适应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兰格等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发展出了帝国主义理论、基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明确了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目标，探讨如何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与之相关的国家治理体制。

到19世纪末垄断和寡头在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催生了一批被称为老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美国经济学家T.B.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

他们批评古典经济学仅仅在外生给定制度下讨论价格机制而忽视了“制度”和“制度因素”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他们开始明确地定义制度，比如凡勃伦就将制度定义为个人或者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者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康芒斯开始明确地将“交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并且形成了“冲突-依存-秩序”的分析框架，即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社会冲突，而冲突又凸显了人们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社会需要建立某种法律秩序，尤其是关于交易的法律秩序来形成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和减少冲突。

虽然老制度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多深刻的批评，但这些学者不仅没有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而且也没有发掘出“交易费用”这样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因此，老制度经济学还无法对制度的选择及其演进做清晰的经济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发端于英国经济学家R.H.科斯的两篇革命性的论文，即《企业的本质》^[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注]（1960），但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博弈论和契约理论大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巨大发展，不仅成为当今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而且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等很多领域。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本身也非常复杂，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但其大致的特征可归纳为：第一，将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视为一种博弈规则，因此特定制度安排会对当事人的行为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第二，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强调交易的内容是特定的权利。第三，强调交易成本的存在，而且认为不同的交易方式（契约形式或者治理模式）具有不同的交易成本。第四，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行为主体是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并遵循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的基本方法，但也强调行为主体理性的有限性。第五，由于契约形式或制度形式不是连续变量，因此通常采取比较制度分析方法，考察最优契约或者制度的选择与演进。

在分析工具论上，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采用博弈论和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在契约理论方面，一是针对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所发展起来的完全契约理论，二是强调交易费用导致再谈判不可避免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对于后者又发展为两条分析脉络：①美国经济学家O.E.威廉姆森等人发展起了交易费用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强调合同的不完全性以及不同交易具有不同交易特征——交易频率、交易不确定性，尤其是关系专用性投资，而这导致交易具有不同的交易成本，因而需要不同的治理模式来管理交易。②为了弥补交易费用经济学无法有效说明相关主体之间一体化的权衡过程，英裔美国经济学家O.哈特等人又发展起产权分析学派（the approach of property rights）。强调在契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剩余控制权的分配的极端重要性。与此同时，得益于微观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也越来越注重实证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可大致分为两支。

一支是以《企业的本质》（科斯，1937）为起点和基石，着重考察企业等微观组织的本质、内部组织形态以及边界的企业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之后，该领域已经发展起若干内容丰富、文献量惊人的子学科领域：①人事经济学（personnel economics），用契约理论来探讨一个组织人事安排（招聘、培训、岗位安排、薪酬制度、晋升、职业规划、退休等等）的规律,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讨论领导人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来强化自己领导力的领导力理论（the theory of leadership）。②公司金融和治理理论（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 and governance），通过契约理论来考察企业（家）如何安排恰当的融资契约工具及其融资结构，因为这不仅涉及融资的财务成本的考量而且还涉及控制权分配及其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③企业间网络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firm networks），重点考察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某种非一体化的契约和组织形式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另一支是以《社会成本问题》（科斯，1960）为起点和基石，着重研究所开社会制度图4 《社会成本问题》封面（比如产权制度、国家制度）的选择及其演变。在该领域也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若干子学科领域。

①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学派。科斯在该文中强调，交易成本为正且有效率的交易未必会发生的现实世界中，产权安排非常重要（科斯第二定律），而且制度变迁本身所存在的巨大成本会影响制度变迁的发生及其发生的方向。受该思想启发，美国经济学家D.C.诺斯等人基于对古希腊城邦兴起和美国兴起的考察而开启了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学派，强调有利于产权和贸易保护的制度是一个国家兴起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派学者看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来解决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两难问题，即为了保护契约和贸易，人类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可能掠夺人民，阻碍经济发展。

②法与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既然制度的安排会影响社会福利，因此立法者（包括法官）在立法和审判案件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立法的经济后果（科斯第三定理），而不能简单抽象地基于是否正义的判断，因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往往是相对的，即对一方权利的肯定往往意味着对另一方权利的否定。在此基础上，以美国经济学家R.A.波斯纳为代表的学者发展起来一个被称为“法与经济学”的学科领域。

③新政治经济学。在上述研究的综合影响下，学者们日益意识到非常有必要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一样关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与公共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新政治经济学具有更为广泛的研究主题，而且已拥有了博弈论和契约理论等分析工具，因此能够更为精细地分析政治经济制度对公共政策选择、政府行为、政府间关系、政企关系、企业行为等问题，甚至还被用于分析某种政治经济制度的选择与演进等问题，比如美国学者D.阿西莫格鲁^[注]和J.A.鲁宾逊^[注]在《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就探讨了独裁和民主两种制度的选择及其稳定性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另外，在这种分析范式下，针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发展出所谓的转型经济学。

总之，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使人们认识到制度对人类社会的至关重要性，因此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并渗透到众多的社会学科领域，呈现出跨学科相互融合的趋势。相关的文献量也非常巨大，并且已有不少手册出版。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手册》^[注]（2005）、《新制度经济学：一本指南》^[注]（2008）、《组织经济学手册》^[注]（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