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的起源与欧洲的文献工作密切相关，源头可以追溯到1895年比利时学者P.-M.-G.奥特莱和H.-M.拉封丹等人创立的国际目录学会（IIB）。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情报活动和情报工作的开展，情报学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至今仍处于发展完善当中。

情报学学科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学科形成阶段、初期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研究深化阶段和最新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工业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现代化“大科学”导致了“情报爆炸”。科技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的大量激增与人们的有效利用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与此同时计算机问世并被应用于文献加工领域，新的学术思想活跃以及新的学科不断诞生，这些因素成为情报学孕育与形成的强大力量。

1945年7月，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V.布什^[注]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诚若所思》（As We May Think）一文，文中首次提出了机械化检索的设想，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文献被视为情报学的开端。1948年，英国科学家S.C.布拉德福在其发表的《文献工作内容的改进和扩展》中，强调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文献工作到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必须革新的局面，揭示了传统文献工作向情报学转移的历史趋向。与此同时，美国数学家N.维纳^[注]和C.E.香农^[注]分别提出了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信息系统理论成为情报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理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国际活动，是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召开的首次国际科学情报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一些科学家开始对如何寻找和获得情报进行研究，并致力于情报服务工作，从而形成了新型的情报职业。

在这一阶段，情报学初步形成了学科的研究体系和内容，包括情报组织、情报存贮与检索设备、机器翻译和情报需求。

美国科学家M.陶伯、C.N.莫尔斯、A.肯特、H.P.卢恩等人相继研究出单元词索引、叙词索引、组配索引、题内关键词索引，以及定题情报服务的原理和装置，为情报检索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布拉德福和英国情报学家B.C.维克里相继对文献分布理论进行了研究，R.A.费尔桑、C.W.克莱弗登分别对分类检索理论和检索系统性能的评价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1957年，美国科学家C.柴瑞宣布在美国把各种交流研究活动统一于情报学；同年，美国国内的手工情报检索开始转为计算机检索系统。1958年，第二次国际科学情报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这次会议使文献工作的范围扩大到语言学、机器翻译、文摘自动化和索引自动编制、情报科学家的职业教育及相关领域，为情报活动的发展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

这一时期，情报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解决情报工作和情报服务的实际问题，情报工作的开发大多由政府机构主持和资助。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渐成熟，情报学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主要研究以计算机为中心的自动化情报检索系统及与之相应的处理技术。1961年，美国化学文摘社用电子计算机实现了“化学题录”的自动编排；1972年，洛克希德公司的DIALOG、系统发展公司的ORBIT等联机检索系统相继投入使用。以美国情报学家F.W.兰开斯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于联机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情报学发展的主流。1973年出版的由兰开斯特等人编著的《联机情报检索》一书，在联机存取和检索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除了应用研究以外，情报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美国情报学家E.加菲尔德发明了引文索引并试编成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美国科学学家D.J.de S.普赖斯提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定律与衡量科学文献老化的普赖斯指数，苏联情报学家A.I.米哈依洛夫等人出版了著作《科学情报原理》《情报学基础》《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美国情报学家T.萨拉塞维克编著了《情报科学导论》。

这一时期，文献计量学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布拉德福定律、齐普夫定律等经典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验证和评价，并寻求在图书馆管理、文献管理和科学预测方面的新应用。

对于学科本身而言，情报学在不断发展完善中逐渐确立了独立于传统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学科地位。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及许多国家的文献标引、图书分类法中开始使用“情报科学”的学科名称。在情报学学科领域出现了众多的代表人物，并产生了一系列基础文献和核心文献。1968年，美国文献工作协会（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 ADI）更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SIS），《美国文献工作》（American Documentation）随之更名为《美国情报学会会志》（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JASIS）。一批学术团体和专业性学术杂志繁荣发展，情报学教育也得以蓬勃兴起。这些都成为情报学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

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之下，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都得到拓展，主要表现为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分支学科研究活跃。

技术应用研究盛行的结果，导致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薄弱。这一问题逐渐为情报学者所意识到，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是情报学研究深化的一个表现。1980年，英国情报学家B.C.布鲁克斯发表了题为《情报科学基础》的系列文章，将英国哲学家K.R.波普尔的3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基础，提出情报学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观点。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和解决“情报爆炸”问题，一些学者还从社会、经济等角度研究信息社会环境中的情报问题。情报学研究深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分支学科研究活跃。情报学与另外的学科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分支学科，包括情报经济学、情报计量学、情报社会学、情报心理学等。这些分支学科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层面对情报问题展开了多维度的分析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情报学研究的背景框架。

网络技术、信息社会的兴起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情报学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研究对象由传统的、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转变为以数字形式存储和传递的信息，网络环境下实现知识的组织和提供成为情报学研究的新课题。

在技术推动和学科交叉的影响下，情报学出现了一些新的热点领域，如元数据、数据挖掘、可视化、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语义网、信息构建、知识管理、数字图书馆、网格、小世界现象等。与此同时，情报学与其他领域交叉形成的应用领域也颇受关注，如法律情报学、医疗情报学、博物馆情报学等。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因特网社会层面的讨论（如网络伦理、网络与青少年）也开始增多。

在学科交流方面，“图书情报学的理论与前景”（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LIS）国际研讨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1年8月26～28日，在芬兰坦佩雷大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CoLIS1），探讨有关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的学科内容与研究内涵等议题。在第一次会议的基础上，后来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以期使情报科学领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获得整合性的发展前景。会议主题主要涉及数字图书馆、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新框架与新方法，以及信息情报领域中情景的本质内涵、影响及作用等。

中国的情报学研究是在科技情报工作的基础之上开始起步的。1955年，周恩来总理向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建立情报机构、开展情报服务的指示。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规定了科技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同年10月，中国第一个国家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前身）成立，开创了中国正规的科技情报事业。1957年12月，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办《科学情报工作》杂志（《科技情报工作》《中国信息导报》前身），标志着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开端。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建立情报大学，1959年并入中国科技大学。

60年代初，袁翰青、曹昌等学者编写了《科技情报工作讲义》，为创立中国的情报学理论进行了尝试。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中国的情报学研究在短暂的发展之后，陷入了停顿，之后开始逐渐复苏。1978年，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成立；同年，武汉大学首先在中国设立了科技情报专业，情报学教育得到恢复。1979年，《科技情报工作》复刊，而后《情报科学》（1980）、《情报学刊》（1980）、《情报学报》（1982）等学术刊物相继出版。

80年代，是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全面复苏时期。中国学者开始注重情报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并引进多门学科理论（如信息论、控制论、统计学、行为科学等），对情报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情报技术开发和情报计量学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此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招收情报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情报学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84年，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情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武汉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随着情报学教育的兴起，各类教材和学术专著也纷纷出版。《科技情报工作概论》（《科技情报工作概论》编写组）、《情报学概论》（严怡民编著）、《情报检索语言》（张琪玉编著）、《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概论》（陈光祚著）、《情报经济学》（马费成、王槐著）、《情报检索系统：特性、试验与评价》（F.W.兰开斯特著，陈光祚译）、《情报科学的理论与实践》（B.C.维克里、A.维克里著，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班译）等专著和译著不但成为当时情报学专业的必备教材，而且对于中国情报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0年代之后，中国的情报学发展进入一个转折期。1992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99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调整并颁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科技情报”专业调整为“科技信息管理”专业。2008年教育部再次进行专业目录调整，将科技信息管理、经济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学和林业信息管理5个专业，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这一系列事件，对于中国情报学研究及情报学教育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系，并在整合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基础上，形成以信息管理为主线的教学思路和课程设置方案。

21世纪之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兴起与普及应用为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数字环境下知识的组织、表达、挖掘、发现、提供和共享成为互联网时代情报学的重要命题。随着理论方法的日益完善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情报学将逐渐由经验走向科学，进而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