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救助制度起源于先秦，发展于秦汉，定型于唐宋，延续至明清。主要内容包括灾荒救助、贫困救助两类。实施救助的主体是政府，民间救助是政府救助的补充。

灾荒救助方面，商代有巫术救灾的记录，但缺乏其他救荒制度的记录。周代设立了地官司徒一职，负责灾荒救助事宜。建立了初步的仓储备荒制度，实行平籴法，以调剂粮价。确立了荒政十二条，包括无偿赈济的“散利”、减免赋税的“薄征”、免除劳役的“驰力”、开放林泽的“舍禁”等措施。贫穷救助方面，商代缺乏记载。周代确立保息六条，包括救助幼儿的“慈幼”、救助老年的“养老”、赈济穷匮的“振穷”、宽恤贫乏的“恤贫”、医疗救助的“宽疾”等项。不过，这一时期的贫困救助，主要针对鳏寡孤独等人，这些人属于贫困而又失去近亲依靠的人，古人称之为“穷民”。此外，收埋无主尸骨以及疾疫流行期间派出使者巡行散药事项，也属于贫困救助范畴，但这两种情况并不定期举行。总体而言，先秦时期，社会救助以救助灾荒为主，兼及贫穷。具体措施包括发放口粮、施粥、移民就粟、平价粜粮、减免赋役、借贷、以工代赈等。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救助。灾荒救助方面，有两个重要进步，一是建立起初步的报灾检灾制度，二是建立起初步的备荒仓储制度。报灾检灾制度规定了农田受灾后的申报流程、检查灾荒损失的程序、确定减免赋税的额度等项内容。备荒仓储制度主要依托常平仓，平时以调节粮价为主，灾荒时可供开仓赈济。与之相关的包括劝分制度，规定灾荒严重时可动员民间捐献储粮，补充救荒。灾荒救助措施主要有减免租赋、赈谷、赈粥、赈钱、赈物、赈贷、赐衣、移民就粟、以工代赈、假民公田等。其中，赈谷标准一般是每人三斛，常以赏赐名义进行。对于不时出现的流民问题，则以“安辑”的名义进行综合救助。具体措施包括提供住所、口粮、医药，借贷种子、耕牛、农具等项。贫困救助方面，仍沿袭先秦时期传统，主要针对“穷民”进行救助。“穷民”救助的方式包括两类，一是定期发给一定数量的口粮，汉代称之为“廪谷”；二是不定期发放物品，常以赏赐名义进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穷民”概念较之先秦时期有所扩大，不但包括传统的鳏寡孤独，还包括高年、废疾、有子女不能养育者、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其中，高年是指70岁以上老人，对高年的救助与养老制度有关，不但包括贫困老年人，也包括并不贫困的老年人。所谓“废疾”，是指残疾者中最严重的一种，也被包括到贫困救助者中。而有子女不能养育者、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则显著地将贫困救助扩大到更大范围。此外，赐钱安葬死者、救治疾疫、掩埋无主尸骨等项，也不定期举行。总体而言，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救助有了一定发展，重点体现在灾荒救助的制度化建设和贫穷救助范围的扩大上。

灾荒救助方面，制度化、程序化建设取得三项重要成就，一是完善了报灾检灾制度，二是完善了仓储备荒制度，三是完善了灾荒救助程序。报灾检灾制度定型于唐代，完善于宋代。具体内容包括灾荒申报的“诉灾”、检查灾情并确定免税额度的“检放”、确定受灾人口的“抄劄”三个环节。其中，“检放”不但关系到免税额度，还与进一步的救助措施相关。宋代规定，免税额度以七分为界（南宋改为五分为界），以下实行有偿赈贷，以上实行无偿赈给。“抄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审户”，宋代一般实行按照户等结合受灾实情确定等级。明清时期，对受灾人口按照实际受灾情况分为“极贫”“次贫”“稍贫”三个等级进行登记，分别实行赈米、赈钱、借贷三种措施。仓储备荒制度发展于隋唐，完善并兴盛于宋代，元明清因之而有所损益。隋朝开皇五年，建立义仓制度，由于立于乡社，又称社仓。后收归官办，以民众户等高低强制收税入仓，用于灾荒时期的救助。此后，唐、宋、明、清大量兴建义仓，成为灾荒救助乃至贫困救助的主要经济来源。常平仓制度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宋代，常平仓的设立从州府延伸到县级城市，对于救助乡村，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常平仓的广泛设立，其功能也得以扩展，除传统的减价粜粮外，增加了低息借贷、无偿赈给等功能，甚至大量社会福利机构的运行经费也出自常平仓。元代也建立有常平仓和义仓制度，但无论规模还是广泛程度，都不及宋代。明代前期普遍建立预备仓，功能与常平仓、义仓类似。弘治以后，随着预备仓的衰落，常平仓、义仓开始大量设立。清代仍延续常平仓、义仓制度，功能与唐宋时期的类似。这一时期，除常平仓、义仓制度外，社仓以及各地建立的地方性仓储也是备荒仓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仓由南宋朱熹首创，一般以官督民办为主，仓本或来源于官方，或来源于民间捐赠。由于该仓主要设立于乡村，对灾荒救助颇为有效，故为历代承袭，甚至延续至民国。唐代的灾荒救助程序基本沿袭汉代以来的成例，实施免税、赈粜、赈贷、赈给、施粥、工赈、劝分乃至移民就粟等措施，不过，在程序化建设方面有所进步。宋代救灾措施程序化程度颇高，各类措施均有程序规定，保障了救灾措施的有序实施。与前代相比，宋代淘汰了移民就粟等落后措施，注重属地化救助，以维持灾荒期间的社会稳定。元代沿袭了宋代的灾荒救助办法，但无论规模还是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明清时期，灾荒救助的程序化程度更高也更为合理。以赈给而言，即细分为“摘赈”“急赈”“正赈”“展赈”等项。所谓“摘赈”，是指灾荒发生后，对于受灾人口中的鳏寡孤独等弱势人群进行登记和即时赈给；所谓“急赈”，是指对所有受灾人口不分等级，尽数发放一个月口粮的应急赈给；所谓“正赈”，即按照“审户”确定的受灾等级进行正式赈给；所谓“展赈”，即根据灾荒情况延展赈给。贫困救助方面，发生三个重要变化，一是将救助对象从鳏寡孤独扩展到一般贫困者，“穷”“贫”概念合流；二是颁布了贫困救助法规，规范救助行政；三是建立了大量福利机构，专门救助贫困者。这一时期，“穷民”概念与前代大体一致，主要指鳏寡孤独等人伦缺失者。“贫人”正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类别，进入社会救助的范畴。宋代颁布了一系列贫困救助法规，重要的包括“广惠仓（济贫）法”“元丰惠养乞丐法”“居养法”“安济法”“养济法”“慈幼法”等；还出现类似现代社会贫困线的概念，将拥有20亩土地以下乡村人户和家产50贯以下城镇人户称为“贫人”。从唐代开始，出现负责贫困救助的福利机构，称为“悲田养病坊”，主要收养贫病者。宋代大量兴建福田院、居养院、养济院等机构，收养贫困者；兴建安济坊、养病院等机构，收治贫病者；兴建惠民药局，治疗贫困病患；兴建漏泽园，安葬贫困死者。部分地区还建立有慈幼局、安老院，收养弃婴、贫困老人。福利机构之外，常规性贫困救助还包括每年冬季针对城市乞丐和贫民的专项赈济、针对老年人的侍丁制度（免除部分丁男的劳役，以照顾老人）和针对贫困孕产妇的专项救助。宋代以后，政府主导的贫困救助活动减弱，但大体继承了宋代开创的贫困救助制度，包括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等一直延续下来。在此基础上，明清时期在养老制度方面有所发展。明清将老人分为两类，一类是院内收养，一类是院外养济。院内收养依托养济院，对孤老给予收养。院外养济与养老制度相结合，定期或不定期给70岁以上老人发放米、肉、酒、帛等，并享受侍丁优待。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社会救助制度以政府救助为主，民间救助为辅，包括灾荒救助和贫困救助两大类。其中，灾荒救助以仓储制度为核心，唐代以前主要依赖常平仓。唐宋以后，以常平仓、义仓为核心，以社仓等地方性仓储为辅助，构成系统的仓储备荒制度，是维系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贫困救助以宋代为界，前期以“穷民”救助为主，后期扩大到对大多数贫困者的救助，是顺应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