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登基于1976～1979年对美国健康政策和交通政策的政策制定者的访谈和案例研究，在美国学者M.科恩（Michael Cohen）、J.马奇（James March）和J.奥尔森（John Olsen）等人的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多源流模型。该模型由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政策之窗和政策企业家这五个基本要件构成。问题流探讨的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关注特定议题，却忽视其他议题。指标、焦点事件和反馈是识别政策问题的三种方式。指标能评价某一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该问题的变化；焦点事件包括灾害、危机、个人经验和符号，焦点事件经常能够导致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反馈可以提供关于那些可能不符合立法议题或上级行政意图的信息，从现行项目中所获得的反馈，也可以推动对问题的关注。政策流主要关于政策备选方案。政策备选方案由多种意见主张构成，这些意见主张由官僚、国会议员、学者和思想库研究人员组成的政策共同体所提出，意见主张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的实验和检验，其中选择的标准包括技术可行性与价值观念的可接受性。政治流包括国民情绪、利益集团或者行政换届等因素。国民情绪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并且显著影响政治风向；利益集团的斗争经常影响政治决策；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换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流。政策之窗指的是提案支持者们推广其解决方法或吸引别人重视他们特殊问题的机会。这些窗口是由紧迫的问题或是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打开的，机会稍纵即逝。在充满风险的政策过程中，政策企业家比其他政策参与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有时甚至是金钱和自己的声誉），致力于打破现有的政策平衡，向其他人兜售自己中意的政策理念并力图让其变成新的决策方案。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这三条政策溪流平时相互独立。即使不同的政策溪流之间有时会相互影响，但是它们都有着独立的运作逻辑。政策多源流模型认为，当政策之窗打开，三大溪流在政策企业家的运作下汇合到一起的时候，重大的政策改变即将发生。

政策多源流模型自提出以来产生巨大影响。该模型提供了超越阶段启发理论的一个替代性框架。它将政策过程视为一个整体的系统，通过强调时间的重要性，把握住了政策过程中的随机性，同时并不将政策过程作为机械的宿命论，而是通过政策企业家的概念强调人的能动性。自从被提出以来该模型被批评较多的地方在于，初始概念模型过于粗糙，许多关键概念的测量不够准确，相关的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案例研究为主。后续的研究都致力于将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和机制精细化。相关研究包括研究政策企业家在促进政策耦合过程中的战略选择；探讨不同政府层级结构、各级政府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不同政治体系下模型的运用差异；不同类型的政策之窗对促进政策耦合的机制差异等。

在被提出几十年后，政策多源流模型已经成为最经常被使用的政策科学模型之一。一项对该模型使用情况的前沿文献研究发现，截至2016年，金登1984年版的著作被相关文献引用12051次，在2000～2013年有311篇发表在同行评议英文杂志上的论文运用政策多源流模型。该模型共被用于分析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等65个不同的国家，被用于分析联邦、区域、州和市政等多个层级的政府，涉及健康、环境、福利、教育、农业、国防等22个不同的政策领域。尽管该模型被广泛使用，文献研究发现该模型正处在理论和经验发展的十字路口。模型最大的优势，似乎也是其最大的劣势。政策多源流模型提供一系列概念，能够通过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被选择性地用于每一个政策制定情景，然而这种便捷性和灵活性也同时部分损坏了它生产政策过程相关知识的能力。许多经验研究仅仅是较低水平的重复，将模型用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并没有对模型发展有所贡献。有研究认为，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政策多源流模型未来或许并不需要太多经验研究，而需要更多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将政策执行甚至政策中介纳入政策多源流模型中以拓展其范围，区分模型在解释议程设置与决策制定中的差别和发展通用的方法论都是理论发展未来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