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法国大地测量学家P.布格(Pierre Bouguer)在南美秘鲁测量子午线弧长时,发现安第斯山脉的巨大质量产生的引力似乎特别小。1854年,英国大地测量学家H.J.普拉特(Harry J.Pratt)分析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大地测量结果,发现实测的垂线偏差值与由可见地形质量算得的数值相比要小得多。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他假设地壳的密度随地形高度的增加而减少,并认为山脉像发酵的面包一样,是由地下物质从某一深度向上膨胀形成的。1855年,英国天文学家G.B.艾里(Sir George Biddell Airy)推论,像喜马拉雅山这样大的山脉,物质的重量是不能由地壳来支持的,必定从地壳以下的某一深处就开始得到支撑,因此他认为地壳物质就像浮在水中的木块。木块高出水面越多,相应地陷入水中越深。1889年,美国地质学家C.E.达顿(Clarence Edward Dutton)第一次提出“地壳均衡”这个词,取自拉丁文“isostaslos”,并对地壳均衡做了详细的讨论。20世纪初,美国学者J.F.海福德(John Fillmore Hayford,1868~1925)、芬兰学者V.A.海斯卡宁(Veikko A.Heiskanen)和荷兰学者F.A.V.迈内兹(F.A.Vening Meinesz)等人进一步完善了普拉特和艾里的假想,形成三种地壳均衡学说。
普拉特-海福德地壳均衡模型。认为大地水准面以下某一深度处存在一个等压面,又称均衡补偿面。从大地水准面到该面的距离称为补偿深度D,此深度几乎处处相等。
艾里-海斯卡宁地壳均衡模型。把地壳视为较轻的均质岩石柱体(名为硅铝层),它漂浮在较重的均质岩浆(名为硅镁层)上,处于平衡状态。
韦宁·迈内兹地壳均衡模型。假设地壳本身是具有一定强度的弹性板,高低不等的地形质量是加在此弹性板上的负荷,它将弹性板压弯而不破裂,使其陷入岩浆内,一直达到流体静平衡为止。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地壳均衡学说做了补充、修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