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朝佛教石刻造像遗存与北方相比数量很少，这一现象可能和南北朝时北方重禅修，而南方崇义理，北方多较易保存的石窟而南方多寺庙，极易毁于兵燹教难，以及造像的材质和南、北气候条件的差异等因素有关。南朝佛教造像除金铜佛外，以石刻造像为大宗。现存石刻作品一类为石窟造像，如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东北20千米处的栖霞山千佛崖龛像、浙江新昌西南南明山（即剡溪石城山）的宝相寺龛像；一类是自清末至20世纪90年代陆续面世的出土品，以长江上游的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南朝佛教石刻作品和同市西安路、商业街出土品以及发现于四川茂县的佛教造像碑为大宗，年代以刘宋至萧梁为主；一类为少量现藏国内外博物馆的南朝宋、梁传世品；另有四川绵阳汉平阳府君阙上的南朝龛像。

栖霞山二南朝龛主尊分别为无量寿三尊即“西方三圣”和释迦、多宝并坐龛像；新昌大佛为弥勒倚坐像；大佛龛西北为千佛院，一佛二胁侍加上满壁千佛。二处遗迹凿于齐、梁之际，佛多着“褒衣博带”式袈裟，面形长圆，与同时期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北朝主流风格相类。

四川地区的南朝石刻造像是南朝造像的大宗，填补了以往南朝几乎无造像遗存的空白。这些作品一类为“褒衣博带”式，如南方有纪年的最早南朝士人装束的茂县造像碑的主尊无量寿和弥勒，成都地区各遗址均有此种样式的造像出土，齐、梁均有，以万佛寺遗址出土的梁大同三年（537）佛像最为精美独特，雕饰华丽，带上结珠饰。另一类为较多外来影响的梁代、北周（因地理位置的原因，虽政权已更迭，但北周时成都地区造像仍多延续梁代遗风，与北方体系不同，因此可看作是南朝体系的造像）梵像，多单体造像。其一，为薄衣佛像，衣质薄如丝且十分贴体，衣纹较细密、程式化，多自身体左侧呈抛物线式在全身展开，全像精美庄严，以印度笈多时期秣陀罗造像样式为主。其二，大衣贴体，可见身体起伏，但衣质厚重如毡，衣纹为较疏朗的“U”形纹和平行纹，头像大颗粒状右旋螺发，肉髻高耸，杏仁状双目半睁、稍垂视，通天鼻，八字须，以犍陀罗样式为主。成都地区南朝造像的题材有释迦如来佛、无量寿佛、弥勒佛、观音成佛像、双观世音菩萨、维摩变、净土图等。学者多认为其图像来源为都下建康，是梁代“张家样”风格的集中体现。但考虑到其造像样式及交通位置，或许其中还有其他的可能。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另外，其菩萨像装饰精美华贵，与山东、河北等地北朝后期同类造像有相似之处，表明了当时南北交流的状况。成都地区梁代和北周时期造像中单体佛像增多，龛像中则铺像组合趋于复杂，多见一铺多尊的一佛、二（或）四胁侍菩萨、四弟子、二天王及座前二狮子等。人物造型面相丰满，开始注重对身体特征和健壮、匀称等特质的表现。单体造像的增多和铺像组合的趋于复杂，体现了南朝向隋唐过渡时期的特征。

1995年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的贴金石雕释迦多宝佛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