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耕除草是中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的形成和完善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有史以后，关于中耕除草技术的记载日益增多并总结出一套理论，成为中国传统农业中宝贵的遗产之一。

据学者们考订，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出现专门的中耕工具“钱”和“镈”，以及相当于中耕除草作业的文字，是已知最早有关中耕的明确记载。西周时代中耕活动的记载更多。例如，《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毛亨释：“耘，除草也；耔，雝（壅）本也。”反映了人们早已明确认识到耘耔对作物生长所起的良好作用。《周颂·载芟》：“厌厌其苗，绵绵其麃。”毛传曰：“麃，耘也。”《说文》：“穮，耕禾间也。”麃与穮通，也就是现今所说的中耕。《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对周宣王说，春播后农夫就要抓紧中耕，“日服其镈，不懈于时”。周天子在春耕和中耕时都要举行籍礼，反映了中耕确实是西周的重要农事活动。当时，田间的杂草，主要有荼、蓼、莠、稂等。《诗经》中有“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周颂·良耜》）；“不稂不莠”（《小雅·大田》）等诗句，反映了当时人们与杂草斗争的情况。其中，又以稂莠为害最烈，故《诗经·国风·甫田》中对它有“维莠骄骄”“维莠桀桀”的描写。由此可见，古代称之为耨或耘的中耕除草，已经成为西周时期重要的农事活动。

到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文献对中耕除草的记载已屡见不鲜。如《诗经·小雅》“或耘或籽，黍稷薿薿”；《左传·鲁昭公元年》“是穮是蓘……必有丰年”；《庄子·则阳》“昔予为禾，耘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等。耘，是手工除草；籽，是以足除草并壅根；穮、蓘，是除草兼翻地、松土、壅根。先民们在实践中已认识到中耕除草工作和庄稼生长有密切关系。《诗经·周颂》有“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说明当时还认识到，清除杂草不仅可以防除其危害庄稼，而且可以利用它腐烂肥田，提高地力，以促进庄稼繁茂。《礼记·月令》上记载夏季高温多雨，芟除杂草沤腐，可以起到“粪田畴”“美土疆”的施肥和改良土壤的作用。这一时期，中耕除草已是农业生产中的一项主要工作，故先秦古籍中，常把耕和耘相提而代表农业生产。

秦汉以来，由于采矿、冶炼、铁器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为锄具种类的增多，中耕除草的普遍化、精细化和操作技术的提高奠定了基础。“锄”字在公元前1世纪开始出现；“锄子”（或称“锄头”）已成为除草的专用工具；“锄地”成了中耕除草的概称。此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中耕除草对改善作物环境条件、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争取优质高产有着重要意义。如《齐民要术》种谷篇指出“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面实多。糠薄、米息”；大小麦篇指出“锄麦倍收，皮薄、面多”；种瓜篇指出“多锄则饶子，不锄则无实”。总之中耕除草对五谷、蔬菜、果、蓏之属，都有良好效果。同时，这一时期的锄地活动，已注意结合匀苗，使“稠者，锄而稀之”；“稀豁之处，锄而补之”。在锄地过程中，结合考虑庄稼的合适密度，尽力使其稀稠适当，这就使锄地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一时期在锄地上已日趋精细化，在时间上要求“早锄早获”；在质量上要求“惟小锄为良”“勿令有草生”“锄常令净”；并主张“锄不厌数，周而复始”，谷、粱、秫等要锄五至十遍。可见，锄早、锄小、锄了的锄地基本原则，早在6世纪前业已初步形成了。

中耕除草技术在中国由来已久，但直至汉代还是靠锄，可是到了后魏时期，中耕的方法和方式已是丰富多彩了，形成了以锄为主并结合耙、耢、锋、構四种农具应用的形态，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耢在西汉时尚无固定的程序和定型的农具，只是在麦地用棘柴搂一搂，秋天是为了壅根，春季解冻后是为了去其枯叶。到了6世纪，耙耢作业不仅是碎土、平地的主要手段，而且和锄、锋、耩构成旱地中耕除草的系列措施。耢地常在作物出苗后耙过地进行，主要是起碎土的作用，形成耙耢的连续作业。耙耢对越冬作物主要是壅根、保墒、防冻。这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所谓“子欲富，黄金覆”（意指土壤覆盖之可贵），这样谚语的形成和流传，就充分反映了这一史实。锋、耩工作要等待作物生长稍大方可开始，主要起深中耕的作用，同时也兼以除草。如粟、旱稻苗高一尺才锋。锋、耩次数不宜多，一般锋、耩各一次，而对管理较好的庄稼，亦可锋而不耩。

唐代农田非常重视中耕，而且对中耕的技术要求更加精细。《齐民要术·杂说》（北魏作品）提道：“候黍、粟苗未与垄齐，即锄一遍；黍经五日，更报锄第二遍；候未（末）蚕劳毕，报锄第三遍；如无力、即止；如有余力。秀后更锄第四遍。……务欲深细。第一遍锄未可全深；第二遍唯深是求；第三遍较浅于第二遍；第四遍较浅。”这一整套技术措施，正适合于黍、粟等作物生长发育的生理要求，与今天由浅而深、又由深而浅的中耕原则是一致的。又据韩鄂《四时纂要·四月》曰：“禾生半寸，则一遍锄了；二寸，则两遍；三寸、四寸令毕功。一人限四十亩，终而复始。”这里不但体现了早锄、多锄、细锄的精神，而且规定了每人负责四十亩的定额，很可能当时已采用耧锄一类的畜拉中耕农具了。这一时期北方旱农首创并普遍推广使用一种中耕除草农具耧锄，其刃（铧）可入土三寸，用畜力牵引，工效日达二十亩。搂第一次时由于铧小且不用鐴，搂过无沟，故水分散失较少；搂第二遍时，加上鐴土雁翅，土就分向两侧，既能除草松土，又可壅根护苗。

唐宋以后，南方水稻中耕除草技术有较大的发展，耘田时要求必将泥土普遍抓扒一番，使稻根周围形成糊状，以促进根系发达，并将抓起的杂草埋于根下，使其“草腐烂而泥肥美”。耘过的田要及时开沟排水“烤田”，待泥干坼裂后即灌溉，干土得水，极易酥软。这样能起到“稻苗蔚然，殊胜于用粪”的作用。可见，这时已将中耕、除草、壅根、增肥、保水和烤田等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一时期标志着稻田薅耘上重大发展的是耘荡的发明和使用。以往中耕除草用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前进，十分艰辛。宋元间江浙人民创造了耘荡，农民手执荡柄推曳往来于行株间，于是草泥搅和溷溺，“田可精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不仅大大缓解了耘籽的艰辛，而且功效亦倍增。

明清时期，北方农民创造“锄搂”法，使旱作粟、黍等田间得以充分保持水分，促进早期生长。据清祁寯藻（1793～1866）《马首农言》的记述，锄指的是浅中耕，搂指的是深中耕。山西农民称搂为“刨窝跌弹”，即在中耕除草的同时，把畦面刨成洼塌不平的窝，以待天雨，可以“使雨水不散，亦不畏风”。搂地（深锄）要适时，才能获得油粒（籽粒饱满），故当地农谚说：“头伏搂，满灌油；二伏搂，半灌油；三伏搂，没来由。”这一时期中耕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多锄”的同时还强调间苗和壅土。《农蚕经·三遍谷》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述，认为“盖至三遍，则谷已秀，其根四布，若深而伤之”，应当“成锄，壅土护根，乃为得法”，“壅土”及其原因显然比《齐民要术》所论又深进了一步。

水稻中耕除草的技术水平和质量要求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新的提高。明《沈氏农书》提出小暑到立秋锄二、荡一、耘一。而且要求早，早则“功三亩”；迟则“亩三工”。同时要求两次锄草都要将泥土翻转身来，不徒移动场所。《知本提纲》则提出要求三挞、三荡、三掘，不可省减，这样“田必精熟”，才能“稻自倍收”。稻田杂草，以稗害较大，亦较难除。明清期间，对去稗尤为重视。其步骤和方法是：首先清理秧田泥土。在秧田整地时，面泥铲去寸许，然后耕翻，将播种前罱泥铺面，进行撒种。其次秧田拣拔。待秧苗长成时，以竹筷拣拔。包世臣（1775～1855）《齐民四术》说，凡稗草皆长而深碧，易于辨别。再次移栽时剔除。即在拔秧时细辨去之。《致富奇书》还进一步指出：叶上光滑色微黑者为稗，叶有锋芒色微黄者为秧。最后本田薅耘。即秧苗期拣漏的稗草，待插下本田后又“耘以继之”，务求除净。

这一时期中耕除草方面较大成就之一是对中耕除草的作用在理论上做了说明。明马一龙《农说》提出：欲使庄稼茁壮，要在禾苗初旺之时，通过中耕，断其浮面须根，使根部表土略干，“俾顶根直生向下，则根深而气壮，可以任其土力之发生，实颖实粟矣”。清杨屾（1687～1785）《知本提纲》又以朴素的唯物观点做了进一步地阐述“频锄则浮根去，气旺则中根深，下达吸乎地阴，上接济于天阳”，于是繁茂多实，认知水平与理论更加系统。

为玉米中耕除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