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1200年的殷商时代，中国便开始池塘养殖鲤，《诗经》中提到“岂其食鱼，必河治鲤”。随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发展，鲤被引入波斯（今伊朗），后由欧洲十字军于1150年带入欧洲，于1258年移入德国和法国，于1367年移入匈牙利，此后300多年又陆续移入英国、瑞典、丹麦等国，这是渔业生物移殖活动的早期记录。20世纪中叶以来，渔业生物移殖活动主要表现为自国外到国内方向的趋势，移殖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鱼类。

渔业生物移殖工作不可盲目，要协调好生态平衡和经济效益。当某地区水域的自然资源未充分利用，或现有水域中的生物群落或生态关系需要改善，或原有水域中水产资源遭受毁灭性破坏需要恢复，或外地有适合本地区水域增养殖的优良品种任一情况下，都应考虑开展渔业生物移殖。

鱼、虾、贝、藻都是渔业生物移殖的对象，此外影响鱼、虾、贝、藻的基础饵料生物（多毛类、环节动物、桡足类、糠虾、钩虾等）也在此范围内。开展渔业生物移殖工作之前：首先，要考察移殖的对象，从其生物学特征、生态要求、地理分布、形成史、病虫害等方面全面了解；其次，要对移入水体环境条件进行全面调查，包括气候、水文条件、水质、饵料生物、病原生物、敌害和竞争生物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方可确定移殖工作能否成功。当确定移入水体环境条件可满足移殖对象生存条件后，再确定移殖对象规格（卵、幼体、亲体）。渔业生物移殖工作需在征得相关管理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执行，并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同时结合检疫、保种等相关保障措施，合法、合理、顺利地实施渔业生物移殖。

渔业生物移殖对丰富各地区或国家渔业资源、提高渔产潜力、调整产品结构、增加渔农民收入、丰富水产品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罗非鱼、凡纳滨对虾、海湾扇贝等。渔业生物移殖也产生了一定负面效应，包括生物入侵、引入病害、种质资源破坏。因此，渔业生物移殖不应忽视潜在的生态危害，要建立实施合理有效的管理机制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