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作物的良好生长与收成，中国古人早就注意到要防治病虫灾害。商周时代，已经有虫害记载，并产生了人工治虫的办法。商代卜辞中有曰：“癸酉卜，其……弜亡雨。其出于田。弜。”弜是“长角修股，善跳害稼”的蝗虫形象。表明当时人们已开始警惕蝗灾的发生，并似乎已经意识到蝗灾发生与久旱有一定关系。《诗经》中关于虫害的记载不少，如“蟊贼蟊疾，靡有夷届”（《诗经·大雅·瞻卬》）；“降此蟊贼，稼穑卒瘁”（《诗经·大雅·桑柔》）；“天降罪罟，蟊贼内讧”（《诗经·大雅·召旻》）等，说明当时的虫灾是相当严重的。《大雅·大田》还曰：“去其螟螣，乃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传》：“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盖害虫的种类很多，在古代不可能一一加以命名，人们就采取了按作物受害部位给以分类的办法，螟、螣、蟊、贼就是这种归纳的结果。所谓“秉畀炎火”，东汉学者郑玄（127～200）的解释是：“持之付与炎火，使自消亡。”似乎是说田祖有灵，把害虫捉起来放在火中烧死。实际上，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利用某些害虫的趋光性以火治虫。唐代的姚崇（650～721）说：“秉畀炎火者，捕蝗虫之术也。（唐·郑棨《开天传信记》）”又朱熹《诗集传》说：“姚崇遣使捕蝗，引此为证；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瘞。盖古之遗法如此。”说明以火光诱杀害虫的技术在距今三千年的西周时代已经萌芽了。春秋战国以后，病虫害防治的方法日趋多元化，主要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药物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农业防治是中国古代最常用的一种灾害防治法，其具体措施包括适当耕耘、合理轮作换茬、间作、选育能抵抗或避免病虫的优良品种和贮藏时进行防治等。《吕氏春秋·任地》曰：“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这是在利用深耕后曝晒来改变土壤环境，消灭杂草和防止虫害，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另一种农业防治措施是要掌握适宜的播种期，《吕氏春秋·审时》就指出，种庄稼“其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嫁乃多菑实”，如果种庄稼适时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病。战国李悝（前455～前395）曾提出，种庄稼“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一引《史记》逸文），各种栽培作物互相搭配种植，也是预防各种自然灾害，保证收成的措施之一。《氾胜之书》指出：溲种法中所用的马骨、蚕矢、附子“令稼不蝗虫”“以原蚕矢杂禾种种之，则禾不虫”。这是采用种子处理法来防虫的办法。《氾胜之书》在谈到冬闲田的积雪保墒时，还说：“冬雨雪，止，辄以（物）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虫冻死，来年宜稼。”积雪保墒不仅有抗旱作用，还有防虫、保护越冬作物的效果。

《说文》曰：“木人水畐，治黍禾豆下溃叶。”段玉裁注：“溃叶菸萎，恐其伤谷，故必治之，治之者，当以杷以鉏。”据解释，谷子、糜子地点种豆子，豆类叶柄基部有“离层”，叶子受害即脱落，豆叶腐烂堆积后易使糜谷感染白发病，或烂茎而倒伏，豆子本身亦易生红蜘蛛，故须锄杷治之，锄杷豆叶还可使豆子根部空气畅通利于好气性根瘤菌生长，有改土增肥作用。汉代人虽然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科学解释，但在实践经验的启示下已经采取了这种防治病虫害的农业措施，并给它起了一个专名。另外，采用特殊的品种也是一种防治灾害的办法。这在很多农书中都有记载，《齐民要术》就提到有朱谷等14个具有“免虫”特性（因早熟故）的品种；有今堕车等24个具“免雀暴”特性（因穗皆有毛故）的品种，可以有效地防治虫、鸟灾，甚至直到当代，这种方法在作物育种中还广泛运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贮藏时晒干种子趁热贮窖等，类似现在热进仓的做法，也是一种防治虫害的办法。另有用灰盖麦吸湿、以防止麦蛾产生的办法（晋·干宝《搜神记》）。另有一法是“麦倒刈薄布，顺风放火，火既著，即以扫帚扑灭，仍打之（使脱粒），如此者夏虫不生，然唯中作麦饭及面用耳”（《齐民要术·大小麦》）。

生物防治就是利用一种生物对付另外一种生物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虫治虫、以鸟治虫和以菌治虫三大类。它是降低杂草和害虫等有害生物种群密度的一种方法，利用了生物物种间的相互关系，以一种或一类生物抑制另一种或另一类生物。关于生物防治，古人有许多技术经验。历史上有关鸟类治虫的记载相当早，《尔雅·释鸟》提到过“鳭鹩（剖食苇皮中虫）、䴕（啄食树中虫）”等。人类对鸟类的除虫作用认识久远，很早就采取了保护鸟类的措施。如《礼记·月令·孟春》和《吕氏春秋·孟春纪》均提到一种禁令：“无覆巢，无杀……胎（未出生的）、夭（已生未长的）飞鸟。”又如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下诏曰：“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汉书·宣帝纪》）”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鸟类中绝大多数为食虫益鸟，保护鸟类对抑制虫害发生有积极作用。关于益鸟和作物生长的关系，较早记载的有晋黄义仲《十三州记》：“上虞县有雁为民田，春拔野草根，秋啄除其秽（杂草），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有刑无赦。”这是有意识地保护益鸟以防除杂草的办法。古人还很重视保护益鸟和保护青蛙，其目的就是要保护害虫的天敌以抑制害虫的发生。另外，古人还利用天敌治蝗。据史载，五代后汉政权于乾祐元年（948）曾诏令民间禁捕鸜鹆（即八哥），以利用鸜鹆食蝗（《新五代史·汉隐帝纪》）。宋代以后，又开始采用掘蝗卵的办法，注意掌握治蝗的有利时机。周焘（1708～1782）《敬筹除蝻灭种疏》就认为，捕成虫不如捕若虫，捕若虫不如掘蝗卵。李秘园《捕蝗记》则认为一天之中要抓住蝗虫的“三不飞”，即早晨沾露不飞、中午交配不飞、日暮群聚不飞的时机进行扑打。

养鸭治虫也是一种生物防治技术。养鸭治虫最早见之于明代，人们养鸭来治蝗和防治蟛蜞（螃蟹的一种，以谷芽为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20禽语577条“鸭”中有这样的记载：“广州濒海之田，多产蟛蜞，岁食谷芽为农害，惟鸭能食之。鸭在田间春夏食蟛蜞，秋食遗稻，易以肥大。故乡落间多畜鸭，畜鸭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恒产者为之。凡鸭食人田稻，责之畜鸭民。按名以长，无有敢为暴者。”稻田养鸭治虫技术主要应用于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陈世元于乾隆（1736～1795）年间编撰的《治蝗传习录》记载了这一史实。陈经纶在其所作《治蝗笔记》中提供了如何以鸭灭蝗的详细指导：“侦蝗煞在何方，日则举烟，夜则放火为是号，用夫数十人，挑鸭数十笼，八面环吟接唼之。两旬试飞，匝月高腾。一鸭较胜一夫，四十之鸭，可治四万之蝗。一夫挑鸭一笼，可胜四十夫。不惟治蝗，且可以牟利。”清初陆世仪（1611～1672）《除蝗记》曾介绍用鸭防治稻田蝗蝻的经验：“蝻尚未能飞，鸭能食之，鸭群数百入稻畦中，顷刻尽，亦江南捕虫豸一法也。”另一段叙说出现在顾彦的《治蝗全法》中：“咸丰七年四月，无锡军嶂山山上之蝻，亦以鸭七八百捕，顷刻即尽。”稻田养鸭治虫技术现今仍然是广泛应用的防治农业害虫方式。稻田养鸭治虫是中国生物防治史上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技价值，李约瑟在他的科学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多次提及中国应用鸭子防治害虫并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其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中国发明的植物害虫的生物防治”。鸭子不仅可以消灭害虫，保护庄稼，它的粪便还可以直接作为作物的肥料，同时还能促进养殖业的发展，起到化害为利的效果。

中国药物防治的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中所载的“以嘉草攻之”“以莽草薰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焚牡菊以灰洒之”等，是中国古代利用药物防治害虫的最早记录。“嘉草”，即今之襄荷；“莽草”，即今之毒八角；“牡菊”，即今之野菊，都是有毒植物，用它们防治害虫有一定效果。“蜃炭”和“灰”等矿物质，由于能改变害虫发生和繁衍的环境，所以对害虫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西汉氾胜之倡导的溲种法，是利用兽骨、蚕屎、羊屎、附子等材料处理种子的方法。其中的“附子”内含“乌头碱”，具有一定的杀虫效果。此外，氾胜之还总结了用艾防治麦类仓库害虫的经验。约于汉魏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有用黎芦“杀诸虫毒”的记载，晋时文学家干宝在《搜神记》中则首次记载了用草木灰防治麦蛾的经验，南朝陶弘景（456～536）的《名医别录》曾指出“矾石，杀百虫”，黎芦、草木灰和矾石皆有防治害虫的功效。《齐民要术》中也有药物治虫方面的经验，如《种瓜》篇介绍过一种防治“瓜笼”的方法：“凡种法，先以水净淘瓜子，以盐和之。”原因是“盐和则不笼死”。又说“治瓜笼法”：“旦起，露末解，以杖举瓜蔓，散灰于根下。后一西日，复以土培其根。则迥无虫矣。”这里历说的“瓜笼”究竟是什么？后人有不同的认识，但不外是一种病害或虫害。此外，为防止立秋后贮麦生虫，又有采用艾蒿为药物的，据《齐民要术·大小麦》说，箪盛或蔽窑埋藏艾蒿奏效亦佳。

宋元时期，药物防治出现了植物性药物和矿物性药物并举的局面，其时使用的植物性药物主要有白敛、芫花、百部、若楝、苦参、麻叶等。苏轼的《格物粗谈》中就有用白敛防治牡丹花害虫的经验。《种艺必用》和《农桑辑要》中，有用芫花防治园艺害虫的记载；如果树发生蠹虫时，可用芫花塞蛀孔内以杀之。宋代赵希鹄（1170～1242）《调燮类编》中也有用苦楝花防治害虫的经验，其后人们又有将苦楝树枝或树皮磨成粉末用以防治蔬菜害虫的方法。元代还有用苍耳、辣蓼、麻秆等防治仓储害虫的记载。这一时期矿物性药物主要用硫黄和灰类。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有用硫黄簪虫孔防治花卉害虫的经验；《种艺必用》中，记载了用硫黄防治蔬菜害虫的方法；王祯《农书》中提到了用硫黄熏烟方法防治桑果害虫的做法。《陈旉农书》中有水稻播种前，撒石灰“渥漉泥中”去螟之害的经验，并认为在种菜时于粪中掺杂石灰，施入田中，“虫不能蚀”。《农桑衣食撮要》中提出了种出药时，“四畔用灰”防治虫害的办法。除此之外。苏轼、赵希鹄等，还总结了用桐油防治虫害的经验；《农桑辑要》中，有用苏子油防治蛛、步屈、麻虫桑狗等害虫的方法。明清时期，除继承传统的药物防治方法外，还广泛使用混合药剂，并开始试用化学药剂，从而提高了防治效果。在植物性药剂的应用方面，又采用了巴豆、烟草、雷公藤等。清代沈秉成（1823～1895）的《蚕桑辑要》中，载有用喷筒喷巴豆液防治桑树毛虫和尺蠖的经验。清同治年间《浏阳县志》中，有用烟茎插入稻田泥中，防治稻螟的方法。清代赵学敏（约1719～1805）的《本草纲目拾遗》中，有用雷公藤治虫的记载。明代宋应星（1587～1666）在《天工开物》中总结了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区，用信石即砒霜拌种和浙江宁、绍地区用砒霜蘸稻秧根防治地下害虫的经验。清代蒲松龄《农桑经》中有山东地区用信石制毒谷拌种防治地下害虫的新方法，以及明代徐光启（1562～1633）总结的用硫黄防治林木害虫；清《抚郡农产考略》中用硫黄熏烟方法防治柚树害虫和用硫黄水浸秧根防治稻虫等经验。这一时期应用灰类和油类治虫也有新发展。另外为提高药效，人们广泛采用了混合药剂，主要有石灰桐油混合剂、巴豆油类混合剂、百部醋碱混合剂、苦参石灰混合剂、硫酸铜石灰混合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