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阶段。

日本学者大渊宽（Obuchi Hiroshi）与森冈仁（Morioka Jin）在其著作《经济人口学》中提出“人口老龄化在历史上的出现几乎全部与低生育率有关”。美国经济学家D.E.布卢姆（David E Bloom，1955-10-16～ ）、英国经济学家D.堪宁（David Canning）2009年的研究也发现，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降低了死亡率、延长了人均寿命，这些是当今世界迎来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背景。

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行测量的指标通常包括：

①老年人口系数。既定时空条件下，达到既定年龄（一般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能最直观地表现老龄化程度，也称为“老龄化系数”。

②老少比。既定老年人口（一般取65岁及以上）与既定少儿人口（一般取14岁以下）的百分比，反映了人口年龄结构上下两端的相对变化趋势。可用于辨别老龄化进程是来自老年人口还是少年人口的增减变化，又称为“老龄化指数”。

③平均年龄。既定时空条件下，所有成员年龄加总后得到的平均值，反映年龄的集中趋势，平均年龄上升意味着人口总体年龄的升高也就意味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

④年龄中位数。对年龄排序后取中位数，与平均年龄一样也用于反映年龄集中趋势，更强调人数“对等”而不是“均值”。

⑤老年人口密度指数。老年人口系数的倒数，反映平均多少人中有一名老年人。

⑥老龄化率。既定时空条件下，老年人口增长速率与总人口增长速率的百分比，反映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发展速度。

人口老龄化会对社会宏观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一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力总量和结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第二是对储蓄率的影响。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核心在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密切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始于1954年意大利-美国经济学家F.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1918-06-18～2003-09-25）和R.H.布伦伯格（Richard H. Brumberg）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即储蓄率取决于长期收入增长率，消费者追求长期效用水平的最大化，个人会平滑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所以储蓄成为为老年消费未雨绸缪的动机。当人口增长率发生波动并导致人口结构发生变动时，居民的储蓄率就会发生变动。

第三是对消费的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在人口构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因为老年人退休后收入减少，但对医疗和老年服务的消费需求上升，此类消费的弹性较小，如果老年人口比例过高，则边际消费倾向会提高。从对产出和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使得人均产出下降，人口负担系数上升，消费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人口数量减少使得对应的资本投资需求减少，导致消费增加。所以，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取决于上述两方面影响的相对大小。

第四是对人力资本的影响。2002年美国学者R.A.帕齐尼诺（Rowena A.Pecchenino）和P.S.波拉德（Patricia S.Pollard）认为，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社会的养老负担会加重，因此导致年轻一代的公共教育资源下降，形成对教育资源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退休后生活时间的延长，也意味着年轻时要有更多的储蓄和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更少投资，所以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不利影响。2003年日本学者宫泽和利（Miyazawa Kazutoshi）的研究认为，老龄化的成因既是由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也是由死亡率下降所导致的，成因不同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完全不同，如果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则对人力资本投资不利；寿命延长导致的老龄化却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

第五是对养老保障的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比例增加而负担养老金的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因此会增加养老保障体系的赤字。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是引入养老金保险制度，通过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来避免养老金赤字，并实现代际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