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D.E.布卢姆^[注]和J.G.威廉森^[注]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此后，他们明确提出人口转变有利于经济增长，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口红利”概念得到了扩展，出现了“第一人口红利”（The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和“第二人口红利”（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的说法。张学辉（2005）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于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和劳动供给增加所推动的经济增长；“第二人口红利”是指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这是因为，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主体将一生的收入和消费在生命周期内进行平滑以求取最大效用，在生产效率较高的壮年阶段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阶段，由此反映出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由于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使得平均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美国学者R.李^[注]和A.梅森^[注]在《什么是人口红利》（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一文中也分析了两种“人口红利”。他们认为，劳动力迅速增长，抚养比降低，资源更多的用于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导致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是“第一人口红利”，这个时期将持续50年或更长。随着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增加，“第一人口红利”将变成负债。但是，“第一人口红利”期积累的大量资产，无论是用于国内还是国外投资，都将使得国民收入提高，即被称为“第二人口红利”。“第二人口红利”对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它的红利规模常常远大于“第一人口红利”，在政策合适有效时，“第二人口红利”可能是无限期的。

在经验研究中，经常需要计算人口红利，以判断经济发展是否处在人口红利阶段。2006年田雪原等认为，抚养比是刻画人口红利较为准确且可行的指标，按照国际通行算法，一般将社会抚养系数小于50%的时间区间视为人口红利开始的时机。社会抚养系数，是指在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因此又称为抚养年龄比。计算方法为0～14岁人口与65岁以上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人口数量再乘以100%。

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梅森于2004年提出的方法，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将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实际抚养比。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步骤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和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有效生产人口是以历年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加权计算；有效消费人口是以历年分年龄消费水平加权计算。在分年龄劳动生产率与分年龄消费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有效劳动人口的人均产出不变。基于这一假定，实际抚养比变动就完全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即人口红利。

此外，还有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布卢姆等于2002年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纳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