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已成为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于是，天然气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顺差，经济快速增长，收入大幅度增加，经济显现繁荣景象。然而好景不长，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荷兰发生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制成品出口率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

荷兰石油业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澳大利亚经济学家W.M.科登（Warner Max Corden，1927-08-13～ ）和爱尔兰经济学家J.P.尼瑞（J.Peter Neary，1950-02-11～ ）提出的。他们将一国的经济分为3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

①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

②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尽管这种病症一般是与一种自然资源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也可能因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诱发，其中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等。

“荷兰病”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适用于所有“享受”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即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例如，墨西哥、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得过“荷兰病”。当然，“荷兰病”主要是由政府的错误政策引起的。有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虽然也经历了石油收入猛涨然后陡降的情况，但由于政府及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及时降低了汇率和运用外汇收入进行生产性投资，因此避免了“荷兰病”的发生。

“荷兰病”属于最典型的资源诅咒传导机制。资源产业繁荣首先会吸引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挤占其他产业所需要素，推高生产投入要素的价格水平。而资源产业影响其他产业（主要指制造业）的渠道关键还在于，资源产业出口的猛增影响实际汇率，导致本币升值；同时国内资源产业良好的投资机会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加剧本币升值的过程，从而削弱本国其他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打击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甚至造成其他产业的衰落，使经济失去长期增长的活力。另外，资源产业出口带来的高收入可能推高国内通货膨胀。因为更高的收入提高了对经济中所有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导致国内非贸易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形成通货膨胀。同时，非贸易品价格的上升抬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非贸易部门的扩张提高了对要素的需求，最终推高了厂商的生产成本，利润下降。通过这些传导机制，昌盛的资源产业便导致国内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停滞甚至衰退，影响一国整体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