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因位于黄河以西而得名，其地斜处祁连山与北部山系间，东南起自乌鞘岭，西北止于疏勒河下游，为一狭长的天然走廊，故又称河西走廊。

河西地处西北干旱区，石羊河、弱水、疏勒河流域则分布着较大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祁连山终年积雪，春夏消融，引以灌溉，尤适于发展“绿洲农业”。历史上是以殷富著称的农业区。

河西地区农业可追溯到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走廊中、西部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东部的齐家文化，都表现出以定居农业为主的经济面貌。其后有火烧沟文化，出土农具有石刀、石锄、石磨盘和铜刀、铜斧、铜镰等。陶器有彩绘和塑造的马、羊、狗等家畜形象，并见大量陶制纺轮，有的遗址还发现有陶罐贮藏的粟粒，表明河西原始农业已有相当水平。

河西地区战国以前羌戎等游牧民族活动，其中羌以“西戎牧羊人”称著。后来乌孙、月氏等族据有河西，皆以畜牧射猎为业。秦汉之际，崛起于大漠之南的匈奴族，不断进逼月氏等部，占领了河西水草地。匈奴有发达的畜牧业，已掌握了冶铁技术，为河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自汉武帝北逐匈奴置河西四郡，直至西晋灭亡的500多年间，该区农业获得全面开发。汉行实边之策，沿河西走廊布防戍军，多次从内地迁入贫民和罪囚充实新置郡县。为了就地解决军民食饷问题，省免内郡转输，组织当地军民大规模屯田。河西走廊气候干旱，西部平均降水量常不足50毫米，故汉代在屯垦同时，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张掖郡（今张掖市）的“千金渠”就是较大的灌溉工程。走廊西部疏勒河源出祁连，古时水量丰沛，形成以安西为中心的灌溉农区。在敦煌一带则有氐置水（今党河），灌溉效益颇著。广大移民屯兵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动力农具和生产技术，西汉赵过发明的耦犁和代田法均推广至河西地区。曹魏时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教作耧耕，又教衍溉，发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敦煌、酒泉和嘉峪关等地魏晋石窟壁画和墓道画像，有耕耙、耱、播种、收割、打场、放牧、狩猎、屠宰、采桑养蚕图等农副业生产的图画，再现了河西传统农业全面发展的景象，这些画像还是中国迄今最早的北方旱地耕耙耱技术的形象资料。画像中有短衣编发者，则表明少数民族也参加了河西的开发。

自十六国时起直到西夏1000多年间，河西时局统分不定，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替入主走廊，农牧业处于叠移交错发展之中。当晋末乱起，河西先后出现五个称“凉”的政权，鲜卑、匈奴、羌、氐等族势力大批迁入，河西游牧业重新回升。《魏书》记世祖征战北凉，掠获“牛马畜产二十余万”。前凉、前秦、西凉统治时期比较注意保护河西农业经济，复兴水利，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宽疏民力。张轨割据河西，“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遂招抚流民大量开渠辟地。苻坚时，从江汉、中州一带迁移贫民，复开西域交通。李嵩时采取“敦劝稼穑”“广田积谷”等措施，河西西部一度出现“年谷频登，百姓乐业”的景象。北魏统一北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均田制等新法也曾推行到河西。然北魏以河西水草丰美，故辟为国家畜牧地，畜马至200余万匹，骆驼半之，牛羊无数。与此同时，北魏接连迁移河西农业人口归于内地，种植业呈现明显衰败现象。北周时人口继续内迁，仅西部瓜州尚保持部分农耕。

自隋朝起逐步恢复河西的农业经营，隋炀帝西巡张掖，对河西商业、屯田、畜牧极为关注，欲以此为基地，重新开通西北商道。唐初西征东突厥，河西走廊“始就农亩”。唐效两汉在河西大力开修水利，史称“田有灌溉之利，种无不收”。同时大兴各种屯田，武则天时，仅甘州（今张掖市）就开四十余屯，“每年收获常不减二十万”“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据《唐六典》统计，开元（713～741）年间河西贮粮输供西域驻军和商路军度，还批量调入内地救济灾荒。如天宝八载（749）朝廷采收河西粮37万余石，占全国总籴粮额三分之一强，于是有“天下富庶者莫如陇右”之说。唐时河西亦是各民族杂居之地，归附的突厥、吐谷浑、回纥等游牧族长期驻牧河西。唐朝更在凉州设八牧监，繁育优良马种以输内地，故时人称赞：“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经盛唐100多年的复兴，河西农牧业生产和整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中唐至五代后，河西先后被吐蕃（今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和回鹘占领，汉民族大部东移内迁。这些少数民族入居河西绿洲后虽也稍变其游牧习惯，从事少量农业经营。如“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甘州回鹘也“以骆驼耕而种”，但整个河西经济变成以游牧为主。北宋仁宗时，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攻占了河西走廊，利用河流灌溉发展农业，但规模有限，主要集中在绿洲中心的交通要邑。大部分地区则成为党项、回鹘和吐蕃等族的牧场，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凋敝状态。

元明清三代，河西地区长期在中央政权统治之下，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处于稳定的发展之中。据《元史》统计，元代河西绿洲农业在复兴之中，中部甘州屯田11万余亩（约7333公顷），接近于唐时半数。当时河西大部分地区仍以畜牧为主，甘州是元代全国14牧场之一。

明朝驱逐蒙古残余势力后，在河西置关设卫，纠集大量边军屯田积粟，仅凉州（今武威市）一带即有屯丁10万，屯田达26万余顷（约173万公顷），明廷还大量募民垦田，广招田种，同时允许屯丁携带家眷垦耕，于是“田利大兴”。嘉靖时甘肃地方经费已能初步自给。明朝为确保河西安宁，多次强迫少数民族迁居内地，对扭转中唐以来河西畜牧比重过大趋势有积极作用。

入清以后继续推行明代复兴农业的遗策，组织驻军开渠屯田，大量招募内地移民垦种，河西人口因此大增，以永昌县为例，该县自康熙末到乾隆前期的30年间人口由2.5万增至5.4万。《西域水道记》载敦煌至嘉庆间垦耕渠地已达12万余亩（约80万公顷）。清廷历朝各种重农政策在河西也有所贯彻，如没收明藩王田产归之于民户，减免田赋徭役，改编戍军为屯丁等，对调整生产关系、促进农业复兴也起到积极作用。至清中叶，随着农业生产的深入发展，河西地区经济复现殷实之象，于是遂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