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是指气候条件；“土”是指土壤条件，地区不同，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就不一样，适宜栽种的作物就有区别。气候条件加土壤等条件，即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

这一思想产生于战国时代，有其正确的一面，是因地制宜理论的基础，“橘逾淮而北为枳”就是风土论的典型，《王祯农书》曾阐述：“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随气化。所以远近彼此之间，风土各别也”，是对风土论的朴素诠释。

但是风土论认为一切生物只能在故土生长，或在与故土条件相同或相近的环境中生长，离开故土或进入与故土环境相距甚远的地方，生物就会发生质变，乃至死亡。这又具有片面性，没有看到物种的适应性，历史上由域外引入各种作物的本土化历程其实就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农桑辑要》就指出：“盖不知中国之物，出于异方非一……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等，就提出了风土适应的规律。

最典型的是徐光启积极提倡作物种类及其品种在不同地区间交流和推广。他在从异地引进新的作物种类和推广新品种的实践中进行过科学试验，如在上海对乌桕树的采种试验，试验成功后，他说：“此法农书未载，农家未闻，恐他树亦然，宜逐一试之。”徐光启做了大量引种试验：他把番薯从南方引种到北方，将芜菁移种上海，在上海大力提倡栽种女贞，在天津大规模试种水稻，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证明了南种可以北移、北种也可以南移，提高了对风土论的认识。徐光启承认佳种良法也存在“风土不宜”，但极其少见，不过“千百中之一二”，必须努力进行试验，尽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不要以风土不宜为借口。徐光启盛赞马一龙《农说》所讲的：“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

风土论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人们不能唯风土论，关键是要破除风土不宜的先入为主思想，在适应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是可以顺利引种的，如果引种失败，很可能是“虽然，托之风土，种艺之不谨者有之，抑种艺虽谨，不得其法者亦有之”（《农桑辑要》），可见技术适应的重要性。经过元明两代农学家的努力倡导与实践，人们逐渐形成了新的风土观，这为明清时期美洲作物在中国引种、推广扫清了思想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