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世界银行根据不同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水平，将世界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4个组别，而且每年都会根据“特别提款权平减指数”（SDR deflator）来进行调整，例如高收入组的收入下限值近10年年均提高约1.5%的水平。按照2017年的最新分类标准和Atlas方法计算，低收入经济体（人均GNI低于1005美元）共有31个，下中等收入经济体（1006～3955美元）共有53个，上中等收入经济体（3956～12235美元）共有56个，高收入经济体（12236美元及以上）共有78个。

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发展中国家摆脱了低水平均衡陷阱向高收入经济体爬坡时，大部分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乏力，只有少数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1960年处于中等收入组别，而2008年已处于高收入组别的经济体仅有13个，分别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波多黎各、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表现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自“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若存在，其成因又是什么的讨论日趋激烈。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命题，学术界尚有着较大分歧。因为这种陷阱有的国家有，有的国家没有；而且不仅是中等收入阶段有，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同样存在着陷阱。

实际上，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可能存在陷阱，与用某一个收入水平或一段收入区间去衡量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探讨应该以何种方式去驱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陷阱”，本质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支持该国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跨越。在一国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变的发展阶段，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技术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技术创新，充足的资本和廉价的劳动力更为重要；但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变的发展阶段，技术创新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无法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除向创新驱动转型失败这一本质原因外，“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成因可以归纳为5种：

第一，产业转型升级滞后。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高收入国家，因其处于科技创新的前沿，而在技术创新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而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低收入国家，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因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少。除了技术创新不足会影响一国向高端产业转型升级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其自身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也会拖累经济增长。由于服务业相对工业具有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当这种效率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驱动路径，而须经由创新驱动来解决时，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也会发生。

第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形成“中等收入陷阱”最为重要的需求因素。从静态来看，收入水平相同的两个国家，基尼系数越大的，其内部需求会越小。如果动态地考察，当基尼系数不变时，一国收入水平越高，其内部需求水平也会有所提高。然而，从消费者选择偏好的角度看，当一国经济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收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选择偏好会从功能偏好转向质量和品牌偏好，这就有可能造成进口产品和外资企业产品对内资企业产品的替代。因此，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除了会抑制内需的总量外，还会影响到内需的结构，使得内资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逐步被进口产品和外资企业产品挤出。当外资企业因为本地要素价格上涨而将生产转移到要素价格更为低廉的国家时，内资企业由于丧失市场份额和自主创新能力，无法驱动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便会出现。

第三，过度的福利赶超。过度的福利赶超是指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应对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顾自己财政收入和财富能力的制约，过早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这种过度的福利赶超在直接引发财政赤字和金融危机的同时，还使得政府减少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有的政府甚至还会掠夺企业资源来维持公共支出增长，企业技术创新由此减弱，加之债务危机爆发，导致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第四，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中，在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纳之前，由于存在人口红利，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不发生，以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可行的。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了，资本变得相对充裕了。这意味着，支撑二元经济发展阶段高速增长的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将发生重大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增长可持续性难题便悄然而至。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将逐渐弱化中等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从而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第五，制度缺陷与转轨失败。一个经济体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离不开高质量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质量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对市场、公平和效率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将导致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将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二是政府自身的效率，如果官僚主义盛行，官员腐败低效，就会拖累经济增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基本制度的缺陷非常明显：第一，就经济层面而言，大量资源被配置到了受行政保护，缺乏技术创新动力的企业。第二，就社会层面而言，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和对立，影响了收入分配公平和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就政治层面而言，威权政府在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及时建立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导致出现“民主乱象”，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陷阱之中。

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可以采取的对策包括：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消除行政保护与行业管制，保障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债务危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