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芬兰学者J.O.安德松^[注]于2001年用生态足迹评价国家贸易平衡时提出。由于发达国家具有生产、技术和市场优势及在国际分工中占主导地位，通常采用高价格、低生态资本密度的产品来交换发展中国家低价格、高生态资本密度的产品，最终形成生态资本的入超（以生物物理指标衡量的进口总值大于出口总值），出现生态资本通过贸易产品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现象。生态不对等贸易不仅仅局限在生态资本通过贸易产品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也有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实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实例。衡量生态不对等贸易的生物物理指标包括：二氧化碳排放、生物多样性、可吸入颗粒物（PM10）、水资源消耗等。

许多发达国家利用生态不对等的贸易和投资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大量资源（如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环境容纳量等），造成出口国境内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在生态不对等的贸易体系中，价格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不可再生资源规模不断增加，同时这些产品的国际价格出现明显下降。为了弥补出口产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损失，发展中国家必须出口更多的自然资源或初级产品，导致发展中国家国内生态状况恶化，如矿物资源的过度开采、森林的减少、空气的污染等。初级产品的低价格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大量的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并同时保持贸易关系在货币统计上的平衡。这种贸易价格体系貌似互惠和公平，实则隐含了生态不平等交换。

环境对贸易的挤压性制约日益上升为国际贸易发展的焦点。引入环境变量、充分考虑贸易双方的利弊平衡、促进贸易策略的可持续性，是减轻生态不对等贸易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国家对外贸易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