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背景之下,为了反思理性主义文明走向极权主义灾难的原因,作者以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线索,揭示了内在于启蒙理性事业中的自我毁灭趋势。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发表了该著作的胶版誊写版,1947年该著作在荷兰首次正式出版。
《启蒙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作者指出现代启蒙原本指向着对权力的消解,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系的中介作用之下,它带来的却是双重奴役:人对自然的控制和人对人的强制。究其原因,可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来看,宽泛意义上的启蒙理性一直在与权力的纠缠关系中被展开,并因此受到权力的制约。一方面是人们对自然的强权的畏惧,另一方面是既定的人群共同体内部的强权者利用这种畏惧来建立其统治的正当性。因此启蒙理性从一开始就是统治性的社会权力的工具,很难守住对自身限度的自知。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向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现代启蒙理性作为一种旨在成全每个个体的自我保存的理性,日益失去其道德理性的维度,沦为纯粹的形式理性。相对于既定的强权,这种形式理性彻底丧失了对权力进行限定的功能,成为权力的工具。在此基础之上,该著作进一步展开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反犹主义现象的反思。
《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其理论贡献不仅在于揭示出现代启蒙理性堕落为工具理性的复杂原因,而且在于提示了拯救启蒙理性的可能路径。通过回溯犹太文明的反偶像崇拜传统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理性传统,作者指出拯救启蒙理性事业的关键在于守住对理性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