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广义而言，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问题，都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马克思、美国经济学家P.M.斯威齐^[注]、英国经济学家M.H.多布^[注]、奥地利-美国经济学家J.A.熊彼特^[注]，都属于广义的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

此外，在历史上探讨过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还有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T.R.马尔萨斯，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A.马歇尔^[注]，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W.G.罗雪尔^[注]、G.von施莫勒^[注]和F.李斯特^[注]等。在当代，美国经济史学家W.W.罗斯托、美国新经济史学家D.C.诺斯、美国新增长经济学家P.M.罗默^[注]与R.E.卢卡斯^[注]等，也都应当算作广义的发展经济学代表。

与广义的发展经济学相比，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广义发展经济学是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条件下，研究农业国家如何成为工业化的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而狭义发展经济学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为数虽少，但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条件下，研究当代大多数的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

与研究发达国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发展经济学着重于结构分析，如工农业的相互关系、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关系。其次，发展经济学强调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如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的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发展经济学更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不完善，制度变革和结构转变都需要强大的政府推动。最后，发展经济学强调比较分析。发展经济学家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特殊性创立了独特的新理论，如城乡人口流动模型、二元经济理论、工农业关系学说、两缺口模型和外向与内向发展战略理论等。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和60年代，它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导向，专注于研究并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它创立的渊源或者思想观点的酝酿，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并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何启良、吴景超、谷春帆、伍启元等。只是此时中国大多数发展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从国际领域看，对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者主要包括：德国经济学家W.吕彼克^[注]、美国经济学家P.罗森斯坦-罗丹、英国经济学家K.曼德尔鲍姆^[注]、张培刚等。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落后国家工业化的问题，这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逐步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研究视野。此外，印度和拉美学者对摆脱殖民统治后的落后经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迫切需要尽快地发展经济，并对自身经济发展道路进行追求和探索。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这使得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更加便利，极大地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兴起。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不断变革，发展经济学作为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自被创立以来，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由衰再兴、再深度发展的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在1979、1998、2015年授予圣卢西亚-英国经济学家W.A.刘易斯、美国经济学家T.W.舒尔茨、印度经济学家A.K.森^[注]和英国-美国经济学家A.S.迪顿等发展经济学家。反映这一学科理论进展的文献集中汇集在《发展经济学手册（1～5卷）》（1988、1989、1995、2008、2010）。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呈现出若干发展的新趋势，许多新兴经济学分支和方法兴起，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制度发展经济学等新理论推动了发展经济学再度复兴。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发展内涵的不断丰富，发展经济学再一次进入新的繁荣发展阶段。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经济学处于繁荣与大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其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

基于此，发展经济学家在这段时期内提出了许多具有长期影响力的发展理论：阿根廷经济学家R.普雷维什和德国-英国经济学家H.W.辛格的“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爱沙尼亚经济学家R.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德裔美国经济学家A.O.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H.B.钱纳里的“两缺口”理论等。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用古典学派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发展问题，并表现出追求宏大理论的倾向，因此在实际政策主张上，此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和“进口替代”，并着重突出计划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然这也带来忽视人力资本、忽视对市场经济的培育、不重视农业发展以及轻视“出口鼓励”等弊端。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在许多方面做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舒尔茨、G.von哈伯勒^[注]、A.C.哈伯格^[注]、缅甸的赫拉·明特（Hla Myint，1920～2017）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成就和特点包括以下几点。

①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

②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

③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由于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因此，发展经济学领域里的这一变化也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 Resurgence）。

④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最具代表性的是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型。

⑤社会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兴起。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哈伯格。通过对扭曲和外在经济或不经济的矫正，提出了如何解决度量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等。

⑥激进主义的出现和依附理论兴起。当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看成“原始落后”状况的内部问题时，以美国经济学家P.A.巴兰^[注]、德裔美国经济学家A.G.弗兰克^[注]、埃及-法国经济学家S.阿明^[注]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来自外部因素。由于激进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以及经济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新古典学派的思想已经完全贯彻到了“正统”发展经济学之中，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面对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怀疑，并做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诊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开始反思。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持续发挥着重大作用，以及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由此，发展经济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主要变化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融合的趋势。其中，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知识和人力资本纳入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了具有收益递增和知识外溢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以美国经济学家P.R.克鲁格曼、以色列经济学家E.赫尔普曼^[注]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摆脱了传统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他们在新贸易理论中引入产业组织，强调专业化优势的收益递增是贸易的驱动力。此外，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美国经济学家J.E.斯蒂格利茨^[注]等学者的发展也被运用于发展研究领域。

第二，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开始赋予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同的内涵，使经济发展内涵更加丰富：除了经济总量增长外，经济发展还涉及经济结构的改善（包括但不限于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等）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但不限于福利改善、营养、健康、教育、生态环境）等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则全面地度量经济发展。因此，治理贫困、追求公平、以人为本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制定的共识。

第三，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视角思考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加上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各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变），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经济学家探讨了涉及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在内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诸多议题。

第四，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崛起并广泛引入发展领域，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奥斯特罗姆等发展经济学家继承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强调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发展经济学探索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了全新视角。

第五，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张培刚主张，要扩大研究对象、改进研究方法，不仅要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共性，还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其个性，尤其要加强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将经济因素与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相结合。

进入21世纪，发展经济学在宏观发展经济学家（聚焦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财政和宏观政策）和微观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小额贷款、教育、健康以及其他社会项目）之间处于割裂的状态，并且两个阵营间方法论的差异在随机评估革命下更加突出，但土耳其经济学家D.罗德里克^[注]认为宏观发展经济学和微观发展经济学在政策思维上有实质性的融合，并且需要从明确的理论框架筛选证据或者明确所需要寻找的证据。宏观-微观在政策思维上的趋同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使发展经济学取得一系列新的突破，正如罗德里克和美国经济学家M.R.罗森玮格^[注]在《发展经济学手册（第5卷）》中把政策领域的相关研究作为该手册的关键主题，基于政策导向的研究成为发展经济学新特征，经济发展已经是近年来在经济学中最具活力和创新领域。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新领域有：①全球范围内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建立高质量微观数据库，工具变量法（IV）、自然实验方法（natural experiment）、双重差分（DID）、匹配（matching）、随机对照实验方法等微观计量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微观实证分析。②随机对照实验也开始被运用于政策评估和反贫困研究。随着贫困内涵向多维化演进，贫困测度的方法也从最初的单维测度向多维测度演进。③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扩展了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视角，为制度、文化、地理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④新结构经济学兴起。该理论提出了一个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发展是持续的工业升级进程和结构转型的过程。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西方学者的发展理论并重视和借鉴其政策主张，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参考。特别是正值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出现的工业化战略转向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盛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主要包括：

图2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

第一，从过分强调计划化和国家干预转向更为重视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实施市场化取向改革，充分调动了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了民间与日俱增的消费和投资潜能，推动了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

第二，由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片面工业化转向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全面工业化。中国逐步深化对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通过农业产业化、乡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新农村运动等战略实施，加快改造二元经济结构。

第三，由强调采取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的内向型工业化转向十分重视外贸、外资作用乃至主张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外向型工业化。中国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通过对于技术与管理的模仿、学习，逐步推动产业联系和市场扩张，努力实现经济追赶和快速发展。

第四，由单纯重视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原始增长型工业化转向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增长的工业化。

第五，由单纯追求经济本身的增长转向重视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协调和谐的可持续增长，可持续发展成为发展的主题。

第六，迎接新的信息化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新型工业化浪潮。一方面继续奉行既定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使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化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这也是传统意义上工业化；另一方面以信息化赋予传统工业化崭新的内容和现代含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尽管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但坦率地讲，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较大成功并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标准模式，正统的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并没有为中国转型发展提供完整且准确的答案。因此，西方有学者把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甚至有学者总结出“北京共识”。

中国经济社会仍在不断发展，经济正处于加速转型发展阶段。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正处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正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告别低成本、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新形势，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长期增长动力偏弱、自主创新不足、产能过剩、中小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三农”问题凸显、收入不平等和城市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化解困难重重，因此，转型发展亟待加速。

图3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伴随着农业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发展，中国面临多重问题：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选择，是消费主导还是投资主导，是继续重视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是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还是建构自主产业体系，是工业化主导还是城市化主导，“稳增长”和“调结构”如何调整优先顺序，如何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收入分配如何伴随经济发展不断改善，面对人口红利不断减少、成本不断上升，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等。事实上，要解决这些问题，从现存发展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理论体系中是无法找到满意答案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观察、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家创新发展理论、构建新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探索空间。一方面，这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并实现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这也能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