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素丹艾哈迈德将国事交由大维齐（奥斯曼帝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奈夫谢希里利·达马特·易卜拉欣帕夏治理。对外方面，达马特·易卜拉欣确保1718年同哈布斯堡王朝签订的《帕萨洛维茨和约》带来的和平。他向俄国保证不插手重新爆发的俄国-瑞典战争，同意和波兰、奥地利修改条约，避免与欧洲大国发生军事冲突。他还认识到时刻了解欧洲大国的形势对于帝国外交的重要作用，因此与驻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国家大使定期接触，并于1719年、1720年和1722年分别向维也纳、巴黎和莫斯科派出常驻大使，授权这些大使签订外交和贸易协议的权力，要求他们搜集欧洲的外交和军事信息并及时汇报。

奈夫谢希里利·达马特·易卜拉欣

对内方面，达马特·易卜拉欣进行西化改革。1720年，建立了伊斯坦布尔第一支消防队。自法国引进印刷、消防、造船等先进技术，并按照法军模式改组军队。1727年，艾哈迈德废除在帝国境内不准印书的禁令。一名匈牙利皈依者易卜拉欣·穆泰费里卡建立了第一个奥斯曼印刷所，出版了一些科学、历史和地理类著作，促使奥斯曼人睁眼观察近代世界。经济方面，达马特·易卜拉欣操纵币值，整顿税收，丈量土地，没收不愿服役的蒂马尔持有者的地产。但他在应对通货膨胀和饥荒方面无所作为。

同时，达马特·易卜拉欣将法国生活方式引入宫廷。他模仿巴黎的枫丹白露宫为素丹建造了一座逍遥宫。素丹追求法兰克方式与风格，开始养花与玩鸟，培育郁金香，并请法国名画师为自己画像。在素丹和大维齐的带动下，帝国精英和上层社会形成对郁金香的广泛爱好，在绘画和节庆时无止境地追求郁金香种类的多样化。帝国统治阶层形成共同的休闲与消费文化，而其中郁金香也成为一种财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成为贵族阶层共享的物质象征。帝国到处弥漫奢华之风，富人追逐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物品，如沙发、椅子、裤子、长袍和西方艺术家的壁画等。郁金香更是随处可见。奥斯曼的服饰标准和商品文化也体现了对郁金香的热爱。在伊斯坦布尔，从花卉市场到造型文化，再到丝绸和纺织品，都能找到郁金香的痕迹。

郁金香时代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文化、艺术与建筑的繁荣。统治者提倡诗词创作，推动了奥斯曼文学体裁的发展。达马特·易卜拉欣组织一批学者，将阿拉伯和波斯著作翻译成土耳其语，作为奥斯曼学者的学习典范。众多著作赞颂素丹及其周边人的慷慨和幽默，也赞颂美酒和爱情。宫廷诗人奈迪姆挑战传统标准，用古典奥斯曼格式进行写作，增加了土耳其语的词汇。还组织翻译团队翻译了少量西方的历史、哲学和天文学著作，有利于部分奥斯曼统治者了解西方的军事、社会、生活方式等。此外，还诞生了新古典艺术，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前的艾哈迈德三世喷泉，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古典伊斯兰因素与欧洲巴洛克因素，形成18世纪奥斯曼独特的建筑风格。在当时的诗歌、绘画与建筑中，一个重要元素就是郁金香。直到今天，郁金香依然被认为是完美的象征。

1730年，在大维齐准备卷入伊朗事务并进行一场战争时，耶尼切里发动政变，达马特·易卜拉欣被杀，艾哈迈德被废黜，郁金香时代也随之结束。从此，以郁金香为象征的奥斯曼帝国的虚幻和平结束，帝国在接连的对外战争中进一步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