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既受德国现象学影响，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其手稿是列维纳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的东犹太师范学校教书期间完成的，在此期间，列维纳斯的教学、研究和学术活动都主要围绕《塔木德》进行。从1955年开始，列维纳斯在法国依云镇的一个小屋着手将该时期的各种会议报告、研究笔记等汇集成书，最后形成了《总体与无限》手稿。但这份手稿遭到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著名编辑B.帕兰的拒绝，列维纳斯本打算就此将该书拆散。此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创建者比利时哲学家H.L.梵布雷达同意出版此书。在法国哲学家J.瓦尔的帮助下，列维纳斯以此书作为博士论文在索邦参加答辩。

该书于1961年出版，法语版在荷兰尼伊霍夫出版社多次再版，1990年由法国口袋书出版社再版。英译本于1961年在美国杜肯大学出版社，1980年、2011年在施普林格出版社再版，还被翻译成意大利语（1986、1995、2018）、荷兰语（1987、2012）、希腊语（1989）、捷克语（1997）、罗马尼亚语（1999）、葡萄牙语（2000、2013）、德语（2002）、希伯来语（2010）、波兰语（2012）和汉语（2016）等。

《总体与无限》1971年法文版封面

《总体与无限》充满犹太哲学的宗教倾向，但从未以宗教本身呈现。列维纳斯从德国现象学继承和发展出的独特“实存”概念，同时蕴涵人和先验两个层面。对列维纳斯来说，形而上学是“在世界中”却又“生活在别处”的托辞。形而上学的这个内在游戏就是通过“先验”这个词声明的。传统形而上学往往被认为是“同一”的哲学，列维纳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他者”概念，他认为“同一”与“他者”的关系正是从R.笛卡尔的“我思”与“无限”所建立的关系中确立的，而语言并不是预设了形而上学中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而是使之成为可能。

但列维纳斯没有继续在语言层面讨论这种可能性，也不打算延续这种可能性在传统哲学中的总体性面貌。列维纳斯认为这种可能性的交易是伦理学，是“我”与“他者”“面对面”时由语词产生的形式综合；但列维纳斯认为这种先验综合事实上与总体性已经断裂，因为与“他者”照面时必然引发的消极抵抗，恰恰将“我”及“我”的自由召唤出来。“同一”与“他者”在这种关系中相互保持、免除并分离，以致无限，以致“无限”成为存在的终极结构，而社会中的实存就是对这一“无限”的具体实现。在列维纳斯看来，这个社会中的实存就是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一书中已经涉及的家庭中的经济实存，欲望（行动）对象（他者）并不需要实存甚至可以就是先验的，而生存不是为了生存，生存本身就是实存。在“我”和我的“生存”之间并没有“同一”与“他者”之间的绝对距离。

在这个层面上，列维纳斯纳入了宗教因素：“他者”无限先验，但“他者”的“面孔”可以使“他者”显现并同时召唤“我”，这种潜在性本就在人的本性中，并且通过人的实存得到发展。而这个“他者的面孔”就是语言原初本质所呈现的意义，这种在有限中呈现的在有限之外的无限并不是理论，而是我们的伦理关系。

《总体与无限》初步建立了列维纳斯独特的“伦理作为第一哲学”的理论。但在该书出版3年后，J.德里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评论：如果“他者”不是“另一个自我”（同样也是“我”），就不可能是列维纳斯所要呈现的那种近切的局外。列维纳斯在1973年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别样于存在或在本质之外》拓展和改进了《总体与无限》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