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美国艾奥瓦州，卒于康涅狄格州家中。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1936年获华盛顿大学文学士学位。1940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3年参军。1946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与C.E.林德布洛姆、R.E.莱恩一起倡导了政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广泛变革，推动了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型，使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居于美国政治学界的领军地位。先后担任尤金·迈耶讲座教授、斯特林讲座教授、福特研究教授、美国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1966～1967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并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等学术团体的院士。1986年成为荣誉退休教授。

达尔一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行为主义运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民主化浪潮等事件，一直以学者身份思考所处时代。从博士论文《社会主义纲领与民主》关注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开始，到《革命以后》对民主化与权威的关系的考察，再到《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对美国宪政民主的反思，其著作一直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一生完成著作30多部，论文140多篇。其著作几乎都围绕民主理论展开，其中很多著作已被公认为民主理论的经典。包括：《政治、经济与福利》（1953，与林德布洛姆合著）、《民主理论的前言》（1956年初版，2006年再版）、《权力的概念》（1957）、《民主国家的决策》（1957）、《谁统治》（1961）、《现代政治分析》（1963）、《西方民主的政治反对者》（1966）、《美国的多元主义民主》（1968）、《革命以后》（1970）、《多头政体》（1971）、《规模与民主》（1973，与E.R.塔夫特合著）、《多元民主的困境》（1983）、《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1985）、《控制核武器》（1985）、《民主及其批评者》（1989）、《朝向民主》（1997）、《论民主》（1998）、《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2002）、《民主经典》（2003）、《淘金热之后》（2005）、《论政治平等》（2006）等。

在中国，达尔的10多部著作被译为中文公开出版。主要有：《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周军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多头政体》（谭君久、刘惠荣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佟德志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出版）、《论政治平等》（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达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当代西方民主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多头政体理论，这成为其民主理论的标识。他系统地提出了多头政体的7种制度，包括：选举官员、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包容的选举权、竞选官员的权利、言论自由、可选择的信息来源、结社自治，并据此提出了非常复杂的民主标准体系。多头政体最核心的特征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达尔创造性地将精英民主与利益集团这两个当代西方最流行的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多重”是利益集团，“少数”则是精英民主。在英文中，精英民主的表述是“rule by minority”，而多头政体则是“rule by minorities”，只是在少数后面加了一个复数，将利益集团理论融进精英主义。达尔否认自己是精英民主论者，但多头政体中确实有精英民主的影子。

如果说多头政体是达尔对现实民主的一种描述的话，那么，程序民主则展现了达尔理想民主设想的梯次逻辑框架。遵循自J.A.熊彼特以来的民主思想路线，达尔更加明确地反对实质民主的概念，主张去除民主内涵中的价值性因素。达尔的程序民主包括了狭义的程序民主、有关民众的程序民主、有关民众并考虑到议程的完全程序民主、完全的程序民主。这些不同梯次的程序民主，是因为满足了政治平等、有效参与、开明理解、议程控制、包容等不同的标准，而这些标准与达尔的一系列假设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达尔以7个假设、5个标准、4个程度勾画的程序民主轮廓。将这些假设、标准、程度，与他对多头政体的标准联系起来，可以把达尔归为一个行为主义者。达尔试图以政治科学的方法来建构民主研究的模式，这是他能够横跨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一个原因。

宪政民主理论是达尔终生关注的一个问题。在1956年《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达尔对J.麦迪逊民主进行批判，并指出了制宪者的种种不足。2001年，他写作了《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一书，全面批判美国宪法不民主的方面，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达尔认为，从历史上看，制宪者的基本立场和知识水平造成了宪法非民主的一面，美国宪法远不是民主的产物。从现实来看，美国宪法在维护民主制度的运作、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确保民主对每个公民的公正性、鼓励民主合意的形成、高效率的民主政府等多方面，均存在着诸多问题。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应该充分认识其本质，准确地认识其民主性。

如果说宪政民主理论可以看到达尔作为民主主义者激进的一面，那么，其经济民主理论则可将其归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达尔早年就对社会主义有着高度兴趣，其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社会主义纲领与民主”为题的。与C.E.林德布洛姆合作的《政治、经济与福利》是达尔第一部著作，体现出达尔对经济与民主之间关系的高度兴趣。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取得成功后，1985年，达尔出版了《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全面阐释了其经济民主理论，标志着其经济民主理论的成熟。早在博士论文当中，达尔就明确提出，自治的权利应该置于财产权利之前，这使他较早地同自由主义者划清了界线，而更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这一主张一直持续发展，几乎贯穿始终。不仅如此，在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之间矛盾冲突的托克维尔问题上，达尔选择了前者，并在多部著作中呼吁政治平等。他主张将民主理论运用到工作场所，提出了“车间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的理论，甚至将大型企业视为公共机构，将自治的原则扩张到经济领域。达尔的经济民主理论引起了巨大争议。

达尔被誉为“美国政治学的系主任”“当代西方民主的首席理论家”。曾获得塔尔科特·帕森斯奖、伍德罗·威尔逊基金图书奖、美国政治学会詹姆斯·麦迪逊奖等奖项。其民主理论成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美国政治学家S.P.亨廷顿服膺达尔的民主理论，并以达尔的民主概念作为其研究基础。当代英国民主理论研究专家D.赫尔德^[注]亦将达尔的多元民主模式视为当代民主理论的典型。普林斯顿大学学者F.格林斯坦称达尔为“我们时代的首席民主理论家”，斯坦福大学学者J.费什金则称之为“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的首席分析家”，康奈尔大学学者T.洛威则称之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美国政治学家L.W.派伊极其推崇达尔在民主研究领域中的贡献，认为“当达尔谈起民主时，每一个人都应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