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桂苑丛谈》和《太平广记》卷八十二《王梵志》都说他生于隋代，为黎阳城东人王德祖从枯树中发现收养的，“七岁能语”“作诗讽人，甚有义旨”。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记载“王梵志直下孙王道”祭祀之事，可知王梵志的活动时间主要在初唐。《宋史·艺文志》著录《王梵志诗集》1卷，今不存。日本平安（794～1192）时代编纂的《日本见在书目录》，也著录“王梵志诗二卷”，说明八九世纪已流传到日本。明清以后，王梵志诗湮没无闻。《全唐诗》不载其诗。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王梵志诗的写本后，才逐渐引起国内外的重视。

敦煌文献中有33件写本抄有王梵志诗，加上散见于唐宋禅宗语录以及诗话、笔记中的王梵志诗，现存的王梵志诗共有大约390首，分为3卷本、1卷本和法忍抄本。3卷本《王梵志诗集》是全部王梵志诗中最主要的部分，内容最富有现实性，艺术形式最具特色，因而价值也最高，当产生于初唐时期，特别是武则天当政的时期。1卷本王梵志诗实际上是唐代民间的童蒙读本，是待人处世的启蒙教科书。法忍本则是盛唐时期的一部佛教诗集。唐宋诗话、笔记、禅宗语录中引用的王梵志诗，实际上是在盛唐、中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很长时期内陆续产生，并附着于王梵志名下的。中国文献学家项楚认为，王梵志诗实际上包括了从盛唐至宋初许多无名白话诗人的作品（《王梵志诗校注·前言》）。

日本大正昭和间铅印暨影印本《王梵志诗集》

世俗作品是王梵志诗的精华所在。这些诗篇尖锐地揭示了当时的种种社会矛盾，描绘了一幅幅人情世态的风俗画面，特别是表现了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思想情绪。如反映租庸调以及贫富不均，抨击兵役徭役；劝世救俗，表达自己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宣讲父母的恩情，歌颂孝子行为；歌颂清官好官，鞭挞庸官贪官等。而他关于佛教诗歌往往借助宗教的形式表现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宗教观念，如天堂地狱的来世观，因果报应等思想。

作为唐代白话诗的代表，王梵志诗的艺术特色也值得称道。首先是把大量的口语俚词引入诗中，语直意切，化引经据典为通俗说理，把相应的典故融合在通俗的口语之中，自然平易，比喻新鲜贴切；明白如话，却又往往出人意料。其次是所谓“翻着袜”法。《梵志翻着袜》：“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王梵志诗常常使用违拗常情、异于传统表达方式的新的语言手段，寄深沉哲理于隐喻之中，以深沉、戏谑的语言来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梵志诗校注》

王梵志的诗在当时颇有影响，人谓其“不守经典，皆陈俗语，非但智士回意，实易愚夫改容，远近传闻，劝惩令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原序》）。佛寺禅门往往用它来“教戒诸学道者”或“开悟愚士昧学之流”。唐代诗人中，寒山、拾得等的诗作，直接继承了王梵志诗的传统；而王维、顾况、白居易、皎然等，也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至于王梵志诗犀利泼辣的风格，对于形成宋诗重视理趣的特色也不无作用，黄庭坚喜爱王梵志诗并非偶然现象。

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有1925年刘复校录本，收入《敦煌掇琐》。又有1935年郑振铎校补本《王梵志诗》1卷、《王梵志诗拾遗》，载《世界文库》第5册。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第一次向学术界提供了较完备的王梵志诗集。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7）辑录了390首诗，第一次将法忍抄72首王梵志诗收入集中，向学术界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全辑本。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增订本）校勘精审，注释精当，成为最完备可靠的王梵志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