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中设置画工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可以远溯至先秦，后历经两汉魏晋隋唐等朝，但并无专门安置画家的机构。随着美术的发展和宫廷贵族对绘画的大量需求，五代时期的西蜀和南唐等政权先后开始设置宫廷画院。宋代建国后，宫廷画院建制得到继续，先后将原西蜀、南唐及中原地区的画家召集到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使其成为宋初宫廷画院的基本成员。宋代皇帝多数爱好文艺和绘画，从其需要出发，对宫廷画院给以重视，画院的建制得以充实扩大，名手济济，艺术上不断提高，宋代是古代宫廷绘画最为繁荣和活跃的时期。

宋代宫廷画院有一定编制和管理条例，其画家系通过推荐、征召或考试从社会上选拔，入院后，按画家的技艺高下而授予待诏、艺学、祇候、画学生等职位。人员编制初无定员，真宗以后设待召3人、艺学6人、祇候4人、学生40人、工匠6人。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又于崇宁国子监另设画学，专门培养宫廷绘画所需人才，大观四年（1110）又将画学并入画院。画家进入画院后地位有一定改善，可以穿绯色（四品）和紫色（五品）的官服，徽宗时还可以佩鱼，但不能到院外任官。画院画家领取俸禄，有机会临摹和观摩宫廷藏画，有利于艺术水平的提高。

宫廷画院系为满足皇帝的需求而设，其任务是为宫廷装堂饰壁（如神宗时重要宫廷殿堂的山水屏壁多出郭熙之手，崔白与艾宣等画垂拱殿屏风），为敕建寺观画道释壁画（如宋初高益奉诏画汴梁大相国寺壁画），绘制帝后贵族肖像（如太宗时元霭、牟谷奉召画太宗像），根据政治生活需要创作画卷（如仁宗时画院待诏高克明奉召画《三朝训鉴图》），为皇帝画代笔画（如徽宗时刘益与富燮专画供御画），及执行某种特殊任务（如太宗时诏命牟谷随使者往交趾国画安南王黎桓及诸陪臣像）。艺术上必须符合帝王欣赏趣味，画家创作要“咸竭尽精力，以副上意”。徽宗赵佶审查画院画家所绘宝箓宫壁画，“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太宗时画院祇候李雄，因拒绝画纨扇而几乎被杀。画院作品大都造型准确，格法严谨，精微细腻，赋色浓艳，华贵富丽，既有精密不苟之长，某些作品又带有萎靡柔媚的倾向，形成院体画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影响颇大。宋代画院画家大都来自民间，入院后仍与民间有相当联系和交流。山西绛州（今新绛）画家杨威画的村田乐拿到汴京画院门前去卖，可以高价，以画婴儿出名的民间画家杜孩儿的作品，常为画院众工转求，“以应宫禁之需”，画院名手高益、燕文贵、郭熙等也都是在民间作画获得声誉，后被召纳进宫廷画院的。宋代社会上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水平的提高，是宫廷画院繁荣的基础，吸收民间绘画成果也使宫廷绘画注入新机。　

北宋建立之初，画院成员多为西蜀、南唐旧人，画风亦受五代影响。真宗时狂热地推倡道教，建玉清昭应宫，画院中宗教画家占有相当数量。仁宗、神宗之际出现郭熙和崔白，突破宋初的样式和水平。徽宗大力经营画院，画家阵容空前壮大，装饰宫廷，建五岳观等道观，其壁画皆出画院，表现珍禽异卉的《宣和睿览册》，又促使宫廷花鸟画创作的活跃，但由于他政治上的昏庸腐败，招致亡国，画院亦随之垮台。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又恢复画院，吸纳北宋画院旧人，大力经营，颇具规模。南宋院体山水画重视构图的剪裁，意境的创造，力求单纯精练，历史故事画创作空前活跃，光宗、宁宗时马远、夏圭的山水画，梁楷的减笔人物画，都突出地体现了南宋宫廷绘画的崭新风格。理宗以后，国势渐衰，画院无突出建树，1275年元军攻破临安，结束了宋代宫廷画院的命运。

《蚕织图》（局部）（佚名，南宋，中国画，纵27.5厘米，横513厘米，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见于史籍的宋代宫廷画院画家有200余人，现择其重要者依时序分列于下：

太祖、太宗、真宗时期：王霭、高益、黄居寀、赵元长、王齐翰、董羽。

仁宗、神宗时期：高克明、屈鼎、支选、陈用智、易元吉、郭熙、崔白、王可训、葛守昌、侯封。

徽宗时期：马贲、张择端、战德淳、韩若拙、孟应之、卢章、刘益、富燮、田逸民、王希孟。（以下诸人南渡后参加画院）李唐、刘宗古、杨士贤、李安忠、苏汉臣、朱锐、李端、李从训、周仪、张著。

高宗时期：马兴祖、李瑛、萧照、贾师古、马公显、刘忠义、韩祐、朱光吾。

孝宗时期：刘松年、吴炳、李嵩、张茂。

光宗、宁宗时期：马远、马逵、陈居中、苏显祖、马麟、夏圭、梁楷、李兴宗。

理宗、度宗时期：鲁宗贵、陈宗训、陈清波、陈珏、朱玉、宋汝志、方椿年、王辉、楼观、梁松。